第24章 牛马悔罪
中文系的“牛棚”里一共有二三十个“牛鬼蛇神”，有过去的当权派，还有两三个新揪出来的现行反革命，而大多数就是所谓的右派、历史反动派和反动学术权威。他们每天都要做例行的活动，各自的“问题”交待完了，再也挤不出什么“牙膏”来，就写思想收获，另外就是劳动。他们中有一些特有趣味的故事，在造反派、逍遥派和牛鬼群里，作为生活的佐料被戏谑地传送着。
随着运动的进展，牛鬼的队伍也渐渐地起了变化，有的人被“解放”，解除了关押。
有一个文字学教师，学生们戏称他为“×”字先生，据说他研究出某一个字有二十八种用法，学生们一听就笑了，谁也不相信一个字有那么多麻烦事。于是这个教师的“反动”性质被重新判定为“繁琐哲学”，第一个解除了监管。此人比较年轻，到家后的第一个动作是与爱人一个长长的热吻。当时社会上对当众接吻根本没法放开，因此一下子就把押送他回家的两个管教吓跑了，跑回来之后，笑倒在床铺上，抹着眼泪喘气，等喘过气来，给大家讲着那教师的故事又笑倒了。与他相似的一个教师，也研究了一个字，据说这个字隐含着一种说不出的意思，举的例证多以女性为主，让人浮想联翩，带有“流氓”的性质。可是工宣队长认为，你爱联想是你的事，关人家什么事？于是放过了他，也被提前“解放”了。
有一个从外语系借来的教授，上课时总贩卖一些国外的习俗，什么接吻啊拥抱啊，这在今天看来很平常，而当时却犯了众怒。开了一个大会要严惩他，可斗争的结果却把他“解放”了。群众质问他：“你还嚣张不嚣张？”他马上回答：“嚣张，嚣张。”众人哄笑起来，对这个连汉语都说不清楚的“假洋鬼子”报以蔑视。但是当即有激愤的左派就表示不能任他这样“嚣张”，发起一片喊打声，继而有雄壮的青年上去将他从站立的桌子上一把拉了下来，教授一个“狗吃屎”栽倒在地上，立刻就有许多人涌上去踢他的屁股。他一个瘦老头，还懂得一些力学原理，蜷曲成一个圆圈，来缓解拳脚的冲击，有效地凭借圆的切点抵消了蹬踢的力度，保护了自己。不只这样，从小在国外长大，不通汉语，这也救了他。革委会主任说：“解放算啦！管着是个累赘，还要人给他当翻译。”就解放了。
还有一个老头儿，是南方人，能情感充沛地用南音伴着京腔吟诵古文：“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后尾拖着长长的波浪颤声，外加一点滞涩的沙哑，似是一种天外异类乖戾的喘哮，学生们一听就笑得前仰后合。而老教授自以为引来了共鸣，声音更加高扬：“窈窕淑女，君子——”紧闭双目，摇晃着满头华发，得意得不得了。正在这时，突然爆响起一声严厉的断喝：“不要再念了——！”这个声音使足了阳刚之气，强劲有力，震得课堂鸦雀无声。原来这个男生不能容忍他忘情的吟咏，认为这是充斥着郑卫**声的陶醉，于是拍案而起，厉声制止这种腐朽阶级的滥调。这事发生在“文革”前一年，我们不得不佩服这个敏锐的青年嗅觉灵敏，春江水暖鸭先知，觉悟超高，不愧为多年政治养育的硕果。其实广大师生当时也许就已经感觉到了地下深处“文革”春雷的滚动，料到“不许动——”这一声断喝迟早会从自己的背后响起。果不其然，一年以后文革爆发，印证了众人的敏感。不过，这个老头儿也熬到了提前“解放”，结论是：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帽子拿在人民手里！”不怕他逃跑。他那么衰老，逃得了吗？活着被“解放”的人是幸运的，而有的人就没有等到这一天。
有一个教师，四十多岁，富有才华，著述颇丰，而为人孤僻，把没有升格为副教授当成终身的憾事而耿耿于怀。据说他的老师是胡风分子，他也就成了胡风分子的余孽。他讲课的风格，很切合学生们的口味，又适应学术理想活跃的青年向往成名成家的想法。但是他的政治背景又令人产生复杂的心理，学生们对他的态度就分成了三种：一种很向往他，以他为青春偶像，认为可以跟着步入学术殿堂；一种对他敬而远之，可又不甘舍弃，希望从他那里拾得一点牙慧；一种人以他为妖魔，不但自己不接近他，还提醒别人防着点，免得误入歧途。正因为这样，当他备受折磨的时候，关心他的人就很少。他被关进牛棚，不堪批斗之苦，想要结束生命而又缺乏“技巧”，竟然坐在电炉子上了断。岂不知电炉能产生热量而不一定电击毙命，给我们这位可怜的老师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屁股被烧焦了，精神又受到摧残，折磨得他终日凄惨地呻吟着。后来专政组为了摆脱负担，决定将他遣送回乡，一扔了事；派了两个监管人员搭乘火车南下，不料走到河南地界，趁监管人员不注意，他竟然自我走失了。这个可怜的人，从此就从人间蒸发了，给革命派、中间派、保守派留下了永恒的悬念。三派都很怀念他，即使最不关心他甚至从革命立场出发而诅咒他的革命派，当良心发现时，也为这个生命的消失感到莫大的遗憾。
还有一位老师，出身地主，为人迟拙，讲课用浓重的土腔夹着普通话，更显得愚鲁不堪。他的将要走向教师道路的学生，自然由此产生出一种联想：自己将来出去当老师，若当出这样一种气象，就太难度日了，因而就不免物伤其类，对该师也多了几分宽谅。并且，在多年之后，每当想起他，这种怜念就会变得更加浓重。这一批师范院校的大学生，分配到各地，奔波在教学和衣食生活间，品尝过各式各样的艰辛之后，也由深切体验而多所感喟。教师，一种特殊的职业，母亲的慈祥，父亲的严格，领袖的威严，统帅的峻厉等等品格汇聚于一身，有时还得来一点演员的做作，节目主持人的煽情，间或加一点摊贩倒爷的机变，魔术师的骗术与诙谐。但是这位教师是一个乡间走来的诚实的兄长式的品级，不但不善于掩盖自己的缺点来蛊惑学生，而且在学生揪斗他时也特别不善于变通。所以红卫兵一质问，立刻就慌作一团，声音颤抖，忘掉了讲课时的土著普通话的外衣，**成笨拙的方言土语，颤声连连哀求否认自己有推翻无产阶级的野心：“唉呀，同学们哪，我就是有那个贼心，也没有那个贼胆哪！”但是别人不相信，既然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又是历史上的三青团员，这双料身份，根本无法消除无产阶级接班人的疑虑，拷问自然不会放松。于是审问敲打持续了一夜，老师越可怜哀求，学生越有疑心，敲打越加严厉，最后拳脚相加。天将破晓，革命者被一夜折腾累得沉沉大睡，可是反革命并没有睡觉，他趁着革命者做梦的空隙，从他们鼻子底下溜走了。一夜的煎熬，彻底击垮了这个老实本分的壮年教师，他既不具备洞悉前途的眼力，又缺乏“老运动员”求生的韧劲，只想尽快结束眼前的痛苦，于是决然而欣然地投进了黄河母亲的怀抱，只在河边留下了一双破旧的皮鞋，给自己的家人一个确定的信息。全科系的牛鬼蛇神队伍，最盛时有四五十人，后来锐减至十几二十人。此前，五个人年老多病，加上批斗的催化，自然地死亡了。三个自绝于人民，用各种方式结束了性命，其中一个最不堪，竟然慌不择路地跳进下水道的粪坑。有十来个做了宽大政策的体现者，“帽子”拿在人民手里，责令他们在家里随时听候调遣。
“解放”了一些人以后，又有几个新生的“牛鬼蛇神”递补了进来。李慎远、马群、方洋就是属于这一类。
马群，原名马辉宗。在文革初期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四旧”的浪潮中，马辉宗废掉了那个充满封建意识的名字，改成了马群。知道的人，说这个名字改得好，万马奔腾，既含新义又有浪漫色彩；不知道的人，背地里骂他，他妈的，本来崇拜祖先，现在数典忘祖，跟畜生为伍了。其实，无论从动物学的角度，还是从文学诗艺的意境，马都是一个了不起的形象。它是人类的亲密朋友，在人类的发展史上立下了丰功伟绩，除了以强壮的体力为人类的物质生产助力以外，那神骏龙驹驰骋天宇的雄姿，又在精神上给人以巨大的鼓舞。孰料一路风光到现代，跟社会意识搅和到一起，陷进人类争斗的泥淖，竟然无端冤屈地遭受人们的诟骂。
马群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既是“驯服工具论”的受害者，又是一个鹰犬式的探头。“文革”的洪水一来，他一下子找不到北了，晕头转向地糊里糊涂施展起“斗争”的拳脚，逮谁咬谁，不少人身上都留有他噬啮的痕迹，把阶级阵线都给搅乱了。
但是他又是一个愚蠢的走狗，嗅觉不灵，眼神也不亮，尽是瞎碰。按照当时斗争的规律，关键要抓把柄，比如查抄《日记》、信件等书面的东西作证据。大多精明的人，《日记》、信件不是进了下水道，就是撕成碎片抛到垃圾堆里；实在来不及销毁的，就装在裤兜里，趁上厕所的工夫，撕扯若干挪做他用。所以若是要搜查见效，最好看人家的口袋，凡是鼓鼓囊囊的，立刻逮住，定有斩获。可是马群这个笨伯缺心眼儿，就只记人家口头上的表述，据此告发了几个人，而人家不但都不承认，并且“倒打一耙”。有几个被马群追急了的对手，聚在一起一商量，认为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出击，暗地里联合起来，反咬了一口，诬告马群曾经干过什么什么，同时又从他的笔记本里搜寻了不少，尤其是在他写标语时恰巧写错了一个关键字，这就更是铁证如山，凑齐了一份证据确凿的“反革命材料”。马群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
经验是在斗争中不断丰富而成熟的。比方说“矢口否认”“正面反看”“正言反说”“不留笔迹”等等，都是在严肃的政治斗争中保护自己克敌制胜的有力手段。马群的头脑里缺一根弦，不善于总结如上的经验，又不会里勾外连，翻覆云雨，假戏假做，只凭着一片愚忠的痴情，必然会成为政治上吃冷亏的失败者。马群在牛棚里是最勤奋的一个人，早晨起得最早，一醒来就吆喝大伙儿起床，然后自己先提着几个暖壶去打开水。回来后没等别人穿好衣服，他自己已经洗漱完毕，一边喝着保养身体的开水，一边站在门口催促众人：“快，快，怎么这么慢，还像个集体生活吗！”等大家站好了队，就领着做“早请示”。马群是牛棚的副棚长，负责领导大伙儿早请示晚汇报。牛鬼蛇神的“早请示”不比平常人，大部分内容是认罪，有固定的格式，由领头人说一句，大家跟着说一句：“领袖啊领袖，我是一个罪人，我向您忏悔……我牢记着您的教导，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让革命的铁扫帚来扫我们这些时代的垃圾吧……”然后就是读“语录”，领受种种指示，作为一整天行动的指南。
等到这些公式行完之后，马群还要单独再做一遍，来显示一下自己的忠心：“×××啊×××，我是一个光荣的党员……”旁边监视的管教员厉声断喝：“不许胡说，你现在是革命的罪人！”马群立即改口：“我是一个罪人，我糊里糊涂地犯了错误，我违背了您老人家的教导……我的心是忠于您的，天大地大，没有您老人家的恩情大，河深海深，没有我对您老人家的感情深，我一定要痛改前非，脱胎换骨，从新做人……我是一个穷人家的孩子，是贫下中农像母亲一样把我养育成人，把我从深山沟里送出来上大学，希望我能成为无产阶级的可靠接班人；想不到我今天成了这样一个人，我怎么向家乡的父老乡亲交待，怎么向您老人家交待，我对得起谁？我对得起您老人家吗？对得起养育我的贫下中农吗？……我要把我的一颗心掏出来，献在您老人家的面前，请您老人家看看吧……”马群抽泣起来，越说越激动，越语无伦次，最后“扑通”跪倒在领袖像前，大声哭起来。马群的这些言辞，多次受到专政队的斥责，甚至用武力敲打过他。作为一个罪人，他已失去了说这种话的权力，只有交待罪行低头认罪才是他请示汇报的内容。但是，马群是一个非常执着的“牛鬼蛇神”，多次斥骂敲打都无济于事，他仍要那样坚持。最后专政队只好听之任之，甚至当他“祈祷”时就退避到一边，由他一个人在那里唠叨个没完。
马群对诬陷他的那几个人是不服气的，可是他并不怀疑其中有什么阴谋，也不因为他们心怀叵测而反击揭露。他坚信伟人教导的“与人斗，乐无穷”哲理，相信生活原本就该这样，斗争是绝对的，人家与我斗，我没什么埋怨。从世界观上检查，他也不怨别人，只怨自己对领袖不忠，正说明自己的灵魂深处需要爆发革命。他要用地下的火，烧毁自己旧的形态，再铸造一个全新的灵魂，像凤凰一样，在革命的烈火中再生，翻然腾飞。他的信念仍像刚进“组织”时那样，没有一点杂心地钦敬地捧着“真经”，执着地吟诵着。因此他做起祷告来是那样虔诚，把心掏出来，在革命的圣水河里细细淘洗，珍爱地揩拭欣赏，然后真诚地献上，心安理得地自尚而自豪。他看不起其他牛鬼蛇神，不愿与他们为伍。甚至在当初入住牛棚时死活不进去，说无产阶级坚决不同资产阶级处在同一个屋檐下，最后还是靠专政的暴力才赶了进去。他在其他牛鬼面前，总是趾高气昂，颐指气使，保持着天然的阶级领导者的姿态。原先牛棚里开批斗会，程序是按正规的样子：专政组长正襟危坐在主席台上，旁边站着四大金刚式的专政人员。台下右侧站着的牛队队长，宣布开会，厉声叫某牛鬼上台，命令他交待罪行，该牛鬼就乖乖地态度谦卑地胡乱搪塞一番。专政者不满意，就命令另一牛鬼：“打——”另一牛鬼就上去，按脖子压头，用拳头捣他的肩膀或屁股部位。专政者看打得不解恨，就亲自走下台来，狠狠抽几下，然后踏一脚。接下来，换第二个牛鬼，如此循环往复下去。
可是老这样换汤不换药，搞不出什么名堂，专政组也就疲软了下来，懒得亲自干，干脆让牛鬼们自己开会，以毒攻毒窝里斗，专政组员只在门外盯着。再后来，索性也不盯了，只派一个哨兵在走道上站岗，过后把记录交上去就行了。
前牛棚长是个老牌右派，做事兢兢业业，交给他的事，都做得很妥帖，不管正派的还是反派的人，都信任他。基于此，专政队封他为棚长，直呼为“老右棚长”。棚长有两大任务，一件是带队劳动，一件是主持斗争会。老右棚长以前给人的印象是一个老老实实的人，干事一丝不苟，当了棚长以后，大家才发觉他是一个高水平的领导，治理得牛棚纪律严明、井井有条。开斗争会是一件难事，老右为这苦苦地想了两天，终于想出了路子。
老右棚长宣布开会，众人按部就班，唱革命歌，念语录，呼口号，一应程序很严谨。然后，拉上来一个牛鬼开斗，众人轻车熟路，顺水推舟，大帽子扣得玄乎其玄不着边际，呼号雷动，“严厉”得外边站岗的哨兵也为之点头。外面有一个“红”哨兵，屋里的窗户边又有一个“黑”哨兵，是专门监视“红”哨兵的。
红哨兵由远处向门口走来，听到牛棚里传出“砰”“砰”的击打声，屋子里传出口号声和告饶声。红哨早已听厌了这种声音，就转身走向远处，屋里的击打呼叫声也随之低落下来。原来这都是在作假：打被子，假呼告，牛鬼们演成了拿手好戏，至于上交的会议记录，也编得有眉有眼，尽是些鸡毛蒜皮的事。
这种演戏，马群来了以后，就失灵了，特别是他当了副棚长以后，形势变得严峻起来。他甚至夺了老右棚长的权，频繁地召开批斗会，自行安排批斗程序，会后向专政组书面汇报。
那场面比专政组搞得还正规，会场设置主席台，摆着主座，旁边设有书记员座位。批斗会开始，书记员号令“全体起立”，主持人入座，马群龙行虎步走上讲台进入主座，然后书记员落座，批斗开始。如此一番做作，气氛自然严肃起来，一问一答之间，搞得被审者张口结舌汗流浃背。牛鬼队伍里也有分化，逐渐成长起来几个另类分子，斗起人来“稳、准、狠”，学着造反派的样儿打同类，一点也不手软。这样，窝里斗的气氛越来越紧张，人人自危，谁也不敢再搞过去那种互相包庇的事了。马群战绩辉煌，得到了上一级团政委的表扬，不觉得意忘形起来，继而连专政队长也抛到了一边，直接跟团政委单线联系；甚至专政队长来到批斗现场，他依然沐猴而冠，稳坐主席台，摆出正眼不瞧的样子——马群的末日终于到了。
专政队突袭马群，先勒令他写交待材料，写了五遍，打下来五遍，接着开他的专项批斗会。专政队长坐在主席座上，两旁排列出几个森严的金刚，马群颓然地站在台前。
专政队长厉声喝道：“马群，老实交待你的反革命罪行！”
马群神色镇静，若无其事地说：“我的问题都写在材料上了，我是认识问题，不是立场问题。”“认识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立场问题”属于敌我矛盾，马群妄图挤进“人民”的行列。
专政队长强压着火气反问：“你喊出的反动口号，说出的反动话，是认识问题吗？”队长谨守着不重复反动言论的斗争艺术，不说出马群具体说了什么反动话。
马群回答说：“那是我收集他们的反动言论，他们又反扣到了我的头上。”这里的“他们”是指马群的对立派。
队长一拍桌子，吓得马群下意识地缩一下头，台下群众包括牛鬼蛇神一起呼起口号：“不许马群……！”“马群必须……！”
队长郑重地向马群宣告：“经过考查，马群诬告的那些人，是立场坚定的革命群众，不可能说出那样的反动言论。该马挟仇诬告，编造的反动言论自然就是其罪证，铁证如山，不容抵赖！”专政队长是理论水平过硬的人，他说的这个推理是当时通行的公式：“既然甲是革命者，那么乙就是反革命。”这是很简捷的道理。
马群认死理，他有自己的大前提：“我是贫农出身，是党把我从苦海中解放了出来，我受的恩惠这辈子都报答不完，×啊，我是您忠实的儿子，天大地大没有您的恩情大……河深海深……”
专政队长一听马群的这些祷辞，当即厉声断喝。马群似乎没有听见，只管按自己的思路说下去：“我这样根正苗红的人能反革命吗？我这样的人被打成了反革命，那打我的人不就是反革命吗？我这样的革命后代……我这样的革命接班人……”
马群还在絮絮叨叨地诉说，只觉得脸上痛痛地挨了两拐，身子一下子站立不稳，立时跪倒在地上；他眼睛向上翻看了一下，看到的是队长凶狠的脸。专政队长一边说着“反了你了”，一边背着手回到了主席座上。
专政队长严正地宣布：“反革命分子马群顽固坚持反动立场，撤销副棚长职务，严加管制……”
“我是忠心耿耿的，革命同志们，不能反面看，若是反面看，那还有革命者吗？……”几个手持棍棒的专政队员，在仆倒的马群屁股上狠狠地来了几下，马群才停止了唠叨。马群不敢出声地默默地哭了，他的心伤到了极点，他永远想不通，像他这样忠诚的人，怎么也会遭到这样的苦难。他的忠诚不只是无人相信，也无处倾诉，他迫切地盼着天快黑下来，到“晚汇报”的时刻，再去痛心地诉说似海深的衷情。
随着运动的进展，牛鬼的队伍也渐渐地起了变化，有的人被“解放”，解除了关押。
有一个文字学教师，学生们戏称他为“×”字先生，据说他研究出某一个字有二十八种用法，学生们一听就笑了，谁也不相信一个字有那么多麻烦事。于是这个教师的“反动”性质被重新判定为“繁琐哲学”，第一个解除了监管。此人比较年轻，到家后的第一个动作是与爱人一个长长的热吻。当时社会上对当众接吻根本没法放开，因此一下子就把押送他回家的两个管教吓跑了，跑回来之后，笑倒在床铺上，抹着眼泪喘气，等喘过气来，给大家讲着那教师的故事又笑倒了。与他相似的一个教师，也研究了一个字，据说这个字隐含着一种说不出的意思，举的例证多以女性为主，让人浮想联翩，带有“流氓”的性质。可是工宣队长认为，你爱联想是你的事，关人家什么事？于是放过了他，也被提前“解放”了。
有一个从外语系借来的教授，上课时总贩卖一些国外的习俗，什么接吻啊拥抱啊，这在今天看来很平常，而当时却犯了众怒。开了一个大会要严惩他，可斗争的结果却把他“解放”了。群众质问他：“你还嚣张不嚣张？”他马上回答：“嚣张，嚣张。”众人哄笑起来，对这个连汉语都说不清楚的“假洋鬼子”报以蔑视。但是当即有激愤的左派就表示不能任他这样“嚣张”，发起一片喊打声，继而有雄壮的青年上去将他从站立的桌子上一把拉了下来，教授一个“狗吃屎”栽倒在地上，立刻就有许多人涌上去踢他的屁股。他一个瘦老头，还懂得一些力学原理，蜷曲成一个圆圈，来缓解拳脚的冲击，有效地凭借圆的切点抵消了蹬踢的力度，保护了自己。不只这样，从小在国外长大，不通汉语，这也救了他。革委会主任说：“解放算啦！管着是个累赘，还要人给他当翻译。”就解放了。
还有一个老头儿，是南方人，能情感充沛地用南音伴着京腔吟诵古文：“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后尾拖着长长的波浪颤声，外加一点滞涩的沙哑，似是一种天外异类乖戾的喘哮，学生们一听就笑得前仰后合。而老教授自以为引来了共鸣，声音更加高扬：“窈窕淑女，君子——”紧闭双目，摇晃着满头华发，得意得不得了。正在这时，突然爆响起一声严厉的断喝：“不要再念了——！”这个声音使足了阳刚之气，强劲有力，震得课堂鸦雀无声。原来这个男生不能容忍他忘情的吟咏，认为这是充斥着郑卫**声的陶醉，于是拍案而起，厉声制止这种腐朽阶级的滥调。这事发生在“文革”前一年，我们不得不佩服这个敏锐的青年嗅觉灵敏，春江水暖鸭先知，觉悟超高，不愧为多年政治养育的硕果。其实广大师生当时也许就已经感觉到了地下深处“文革”春雷的滚动，料到“不许动——”这一声断喝迟早会从自己的背后响起。果不其然，一年以后文革爆发，印证了众人的敏感。不过，这个老头儿也熬到了提前“解放”，结论是：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帽子拿在人民手里！”不怕他逃跑。他那么衰老，逃得了吗？活着被“解放”的人是幸运的，而有的人就没有等到这一天。
有一个教师，四十多岁，富有才华，著述颇丰，而为人孤僻，把没有升格为副教授当成终身的憾事而耿耿于怀。据说他的老师是胡风分子，他也就成了胡风分子的余孽。他讲课的风格，很切合学生们的口味，又适应学术理想活跃的青年向往成名成家的想法。但是他的政治背景又令人产生复杂的心理，学生们对他的态度就分成了三种：一种很向往他，以他为青春偶像，认为可以跟着步入学术殿堂；一种对他敬而远之，可又不甘舍弃，希望从他那里拾得一点牙慧；一种人以他为妖魔，不但自己不接近他，还提醒别人防着点，免得误入歧途。正因为这样，当他备受折磨的时候，关心他的人就很少。他被关进牛棚，不堪批斗之苦，想要结束生命而又缺乏“技巧”，竟然坐在电炉子上了断。岂不知电炉能产生热量而不一定电击毙命，给我们这位可怜的老师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屁股被烧焦了，精神又受到摧残，折磨得他终日凄惨地呻吟着。后来专政组为了摆脱负担，决定将他遣送回乡，一扔了事；派了两个监管人员搭乘火车南下，不料走到河南地界，趁监管人员不注意，他竟然自我走失了。这个可怜的人，从此就从人间蒸发了，给革命派、中间派、保守派留下了永恒的悬念。三派都很怀念他，即使最不关心他甚至从革命立场出发而诅咒他的革命派，当良心发现时，也为这个生命的消失感到莫大的遗憾。
还有一位老师，出身地主，为人迟拙，讲课用浓重的土腔夹着普通话，更显得愚鲁不堪。他的将要走向教师道路的学生，自然由此产生出一种联想：自己将来出去当老师，若当出这样一种气象，就太难度日了，因而就不免物伤其类，对该师也多了几分宽谅。并且，在多年之后，每当想起他，这种怜念就会变得更加浓重。这一批师范院校的大学生，分配到各地，奔波在教学和衣食生活间，品尝过各式各样的艰辛之后，也由深切体验而多所感喟。教师，一种特殊的职业，母亲的慈祥，父亲的严格，领袖的威严，统帅的峻厉等等品格汇聚于一身，有时还得来一点演员的做作，节目主持人的煽情，间或加一点摊贩倒爷的机变，魔术师的骗术与诙谐。但是这位教师是一个乡间走来的诚实的兄长式的品级，不但不善于掩盖自己的缺点来蛊惑学生，而且在学生揪斗他时也特别不善于变通。所以红卫兵一质问，立刻就慌作一团，声音颤抖，忘掉了讲课时的土著普通话的外衣，**成笨拙的方言土语，颤声连连哀求否认自己有推翻无产阶级的野心：“唉呀，同学们哪，我就是有那个贼心，也没有那个贼胆哪！”但是别人不相信，既然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又是历史上的三青团员，这双料身份，根本无法消除无产阶级接班人的疑虑，拷问自然不会放松。于是审问敲打持续了一夜，老师越可怜哀求，学生越有疑心，敲打越加严厉，最后拳脚相加。天将破晓，革命者被一夜折腾累得沉沉大睡，可是反革命并没有睡觉，他趁着革命者做梦的空隙，从他们鼻子底下溜走了。一夜的煎熬，彻底击垮了这个老实本分的壮年教师，他既不具备洞悉前途的眼力，又缺乏“老运动员”求生的韧劲，只想尽快结束眼前的痛苦，于是决然而欣然地投进了黄河母亲的怀抱，只在河边留下了一双破旧的皮鞋，给自己的家人一个确定的信息。全科系的牛鬼蛇神队伍，最盛时有四五十人，后来锐减至十几二十人。此前，五个人年老多病，加上批斗的催化，自然地死亡了。三个自绝于人民，用各种方式结束了性命，其中一个最不堪，竟然慌不择路地跳进下水道的粪坑。有十来个做了宽大政策的体现者，“帽子”拿在人民手里，责令他们在家里随时听候调遣。
“解放”了一些人以后，又有几个新生的“牛鬼蛇神”递补了进来。李慎远、马群、方洋就是属于这一类。
马群，原名马辉宗。在文革初期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四旧”的浪潮中，马辉宗废掉了那个充满封建意识的名字，改成了马群。知道的人，说这个名字改得好，万马奔腾，既含新义又有浪漫色彩；不知道的人，背地里骂他，他妈的，本来崇拜祖先，现在数典忘祖，跟畜生为伍了。其实，无论从动物学的角度，还是从文学诗艺的意境，马都是一个了不起的形象。它是人类的亲密朋友，在人类的发展史上立下了丰功伟绩，除了以强壮的体力为人类的物质生产助力以外，那神骏龙驹驰骋天宇的雄姿，又在精神上给人以巨大的鼓舞。孰料一路风光到现代，跟社会意识搅和到一起，陷进人类争斗的泥淖，竟然无端冤屈地遭受人们的诟骂。
马群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既是“驯服工具论”的受害者，又是一个鹰犬式的探头。“文革”的洪水一来，他一下子找不到北了，晕头转向地糊里糊涂施展起“斗争”的拳脚，逮谁咬谁，不少人身上都留有他噬啮的痕迹，把阶级阵线都给搅乱了。
但是他又是一个愚蠢的走狗，嗅觉不灵，眼神也不亮，尽是瞎碰。按照当时斗争的规律，关键要抓把柄，比如查抄《日记》、信件等书面的东西作证据。大多精明的人，《日记》、信件不是进了下水道，就是撕成碎片抛到垃圾堆里；实在来不及销毁的，就装在裤兜里，趁上厕所的工夫，撕扯若干挪做他用。所以若是要搜查见效，最好看人家的口袋，凡是鼓鼓囊囊的，立刻逮住，定有斩获。可是马群这个笨伯缺心眼儿，就只记人家口头上的表述，据此告发了几个人，而人家不但都不承认，并且“倒打一耙”。有几个被马群追急了的对手，聚在一起一商量，认为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出击，暗地里联合起来，反咬了一口，诬告马群曾经干过什么什么，同时又从他的笔记本里搜寻了不少，尤其是在他写标语时恰巧写错了一个关键字，这就更是铁证如山，凑齐了一份证据确凿的“反革命材料”。马群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
经验是在斗争中不断丰富而成熟的。比方说“矢口否认”“正面反看”“正言反说”“不留笔迹”等等，都是在严肃的政治斗争中保护自己克敌制胜的有力手段。马群的头脑里缺一根弦，不善于总结如上的经验，又不会里勾外连，翻覆云雨，假戏假做，只凭着一片愚忠的痴情，必然会成为政治上吃冷亏的失败者。马群在牛棚里是最勤奋的一个人，早晨起得最早，一醒来就吆喝大伙儿起床，然后自己先提着几个暖壶去打开水。回来后没等别人穿好衣服，他自己已经洗漱完毕，一边喝着保养身体的开水，一边站在门口催促众人：“快，快，怎么这么慢，还像个集体生活吗！”等大家站好了队，就领着做“早请示”。马群是牛棚的副棚长，负责领导大伙儿早请示晚汇报。牛鬼蛇神的“早请示”不比平常人，大部分内容是认罪，有固定的格式，由领头人说一句，大家跟着说一句：“领袖啊领袖，我是一个罪人，我向您忏悔……我牢记着您的教导，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让革命的铁扫帚来扫我们这些时代的垃圾吧……”然后就是读“语录”，领受种种指示，作为一整天行动的指南。
等到这些公式行完之后，马群还要单独再做一遍，来显示一下自己的忠心：“×××啊×××，我是一个光荣的党员……”旁边监视的管教员厉声断喝：“不许胡说，你现在是革命的罪人！”马群立即改口：“我是一个罪人，我糊里糊涂地犯了错误，我违背了您老人家的教导……我的心是忠于您的，天大地大，没有您老人家的恩情大，河深海深，没有我对您老人家的感情深，我一定要痛改前非，脱胎换骨，从新做人……我是一个穷人家的孩子，是贫下中农像母亲一样把我养育成人，把我从深山沟里送出来上大学，希望我能成为无产阶级的可靠接班人；想不到我今天成了这样一个人，我怎么向家乡的父老乡亲交待，怎么向您老人家交待，我对得起谁？我对得起您老人家吗？对得起养育我的贫下中农吗？……我要把我的一颗心掏出来，献在您老人家的面前，请您老人家看看吧……”马群抽泣起来，越说越激动，越语无伦次，最后“扑通”跪倒在领袖像前，大声哭起来。马群的这些言辞，多次受到专政队的斥责，甚至用武力敲打过他。作为一个罪人，他已失去了说这种话的权力，只有交待罪行低头认罪才是他请示汇报的内容。但是，马群是一个非常执着的“牛鬼蛇神”，多次斥骂敲打都无济于事，他仍要那样坚持。最后专政队只好听之任之，甚至当他“祈祷”时就退避到一边，由他一个人在那里唠叨个没完。
马群对诬陷他的那几个人是不服气的，可是他并不怀疑其中有什么阴谋，也不因为他们心怀叵测而反击揭露。他坚信伟人教导的“与人斗，乐无穷”哲理，相信生活原本就该这样，斗争是绝对的，人家与我斗，我没什么埋怨。从世界观上检查，他也不怨别人，只怨自己对领袖不忠，正说明自己的灵魂深处需要爆发革命。他要用地下的火，烧毁自己旧的形态，再铸造一个全新的灵魂，像凤凰一样，在革命的烈火中再生，翻然腾飞。他的信念仍像刚进“组织”时那样，没有一点杂心地钦敬地捧着“真经”，执着地吟诵着。因此他做起祷告来是那样虔诚，把心掏出来，在革命的圣水河里细细淘洗，珍爱地揩拭欣赏，然后真诚地献上，心安理得地自尚而自豪。他看不起其他牛鬼蛇神，不愿与他们为伍。甚至在当初入住牛棚时死活不进去，说无产阶级坚决不同资产阶级处在同一个屋檐下，最后还是靠专政的暴力才赶了进去。他在其他牛鬼面前，总是趾高气昂，颐指气使，保持着天然的阶级领导者的姿态。原先牛棚里开批斗会，程序是按正规的样子：专政组长正襟危坐在主席台上，旁边站着四大金刚式的专政人员。台下右侧站着的牛队队长，宣布开会，厉声叫某牛鬼上台，命令他交待罪行，该牛鬼就乖乖地态度谦卑地胡乱搪塞一番。专政者不满意，就命令另一牛鬼：“打——”另一牛鬼就上去，按脖子压头，用拳头捣他的肩膀或屁股部位。专政者看打得不解恨，就亲自走下台来，狠狠抽几下，然后踏一脚。接下来，换第二个牛鬼，如此循环往复下去。
可是老这样换汤不换药，搞不出什么名堂，专政组也就疲软了下来，懒得亲自干，干脆让牛鬼们自己开会，以毒攻毒窝里斗，专政组员只在门外盯着。再后来，索性也不盯了，只派一个哨兵在走道上站岗，过后把记录交上去就行了。
前牛棚长是个老牌右派，做事兢兢业业，交给他的事，都做得很妥帖，不管正派的还是反派的人，都信任他。基于此，专政队封他为棚长，直呼为“老右棚长”。棚长有两大任务，一件是带队劳动，一件是主持斗争会。老右棚长以前给人的印象是一个老老实实的人，干事一丝不苟，当了棚长以后，大家才发觉他是一个高水平的领导，治理得牛棚纪律严明、井井有条。开斗争会是一件难事，老右为这苦苦地想了两天，终于想出了路子。
老右棚长宣布开会，众人按部就班，唱革命歌，念语录，呼口号，一应程序很严谨。然后，拉上来一个牛鬼开斗，众人轻车熟路，顺水推舟，大帽子扣得玄乎其玄不着边际，呼号雷动，“严厉”得外边站岗的哨兵也为之点头。外面有一个“红”哨兵，屋里的窗户边又有一个“黑”哨兵，是专门监视“红”哨兵的。
红哨兵由远处向门口走来，听到牛棚里传出“砰”“砰”的击打声，屋子里传出口号声和告饶声。红哨早已听厌了这种声音，就转身走向远处，屋里的击打呼叫声也随之低落下来。原来这都是在作假：打被子，假呼告，牛鬼们演成了拿手好戏，至于上交的会议记录，也编得有眉有眼，尽是些鸡毛蒜皮的事。
这种演戏，马群来了以后，就失灵了，特别是他当了副棚长以后，形势变得严峻起来。他甚至夺了老右棚长的权，频繁地召开批斗会，自行安排批斗程序，会后向专政组书面汇报。
那场面比专政组搞得还正规，会场设置主席台，摆着主座，旁边设有书记员座位。批斗会开始，书记员号令“全体起立”，主持人入座，马群龙行虎步走上讲台进入主座，然后书记员落座，批斗开始。如此一番做作，气氛自然严肃起来，一问一答之间，搞得被审者张口结舌汗流浃背。牛鬼队伍里也有分化，逐渐成长起来几个另类分子，斗起人来“稳、准、狠”，学着造反派的样儿打同类，一点也不手软。这样，窝里斗的气氛越来越紧张，人人自危，谁也不敢再搞过去那种互相包庇的事了。马群战绩辉煌，得到了上一级团政委的表扬，不觉得意忘形起来，继而连专政队长也抛到了一边，直接跟团政委单线联系；甚至专政队长来到批斗现场，他依然沐猴而冠，稳坐主席台，摆出正眼不瞧的样子——马群的末日终于到了。
专政队突袭马群，先勒令他写交待材料，写了五遍，打下来五遍，接着开他的专项批斗会。专政队长坐在主席座上，两旁排列出几个森严的金刚，马群颓然地站在台前。
专政队长厉声喝道：“马群，老实交待你的反革命罪行！”
马群神色镇静，若无其事地说：“我的问题都写在材料上了，我是认识问题，不是立场问题。”“认识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立场问题”属于敌我矛盾，马群妄图挤进“人民”的行列。
专政队长强压着火气反问：“你喊出的反动口号，说出的反动话，是认识问题吗？”队长谨守着不重复反动言论的斗争艺术，不说出马群具体说了什么反动话。
马群回答说：“那是我收集他们的反动言论，他们又反扣到了我的头上。”这里的“他们”是指马群的对立派。
队长一拍桌子，吓得马群下意识地缩一下头，台下群众包括牛鬼蛇神一起呼起口号：“不许马群……！”“马群必须……！”
队长郑重地向马群宣告：“经过考查，马群诬告的那些人，是立场坚定的革命群众，不可能说出那样的反动言论。该马挟仇诬告，编造的反动言论自然就是其罪证，铁证如山，不容抵赖！”专政队长是理论水平过硬的人，他说的这个推理是当时通行的公式：“既然甲是革命者，那么乙就是反革命。”这是很简捷的道理。
马群认死理，他有自己的大前提：“我是贫农出身，是党把我从苦海中解放了出来，我受的恩惠这辈子都报答不完，×啊，我是您忠实的儿子，天大地大没有您的恩情大……河深海深……”
专政队长一听马群的这些祷辞，当即厉声断喝。马群似乎没有听见，只管按自己的思路说下去：“我这样根正苗红的人能反革命吗？我这样的人被打成了反革命，那打我的人不就是反革命吗？我这样的革命后代……我这样的革命接班人……”
马群还在絮絮叨叨地诉说，只觉得脸上痛痛地挨了两拐，身子一下子站立不稳，立时跪倒在地上；他眼睛向上翻看了一下，看到的是队长凶狠的脸。专政队长一边说着“反了你了”，一边背着手回到了主席座上。
专政队长严正地宣布：“反革命分子马群顽固坚持反动立场，撤销副棚长职务，严加管制……”
“我是忠心耿耿的，革命同志们，不能反面看，若是反面看，那还有革命者吗？……”几个手持棍棒的专政队员，在仆倒的马群屁股上狠狠地来了几下，马群才停止了唠叨。马群不敢出声地默默地哭了，他的心伤到了极点，他永远想不通，像他这样忠诚的人，怎么也会遭到这样的苦难。他的忠诚不只是无人相信，也无处倾诉，他迫切地盼着天快黑下来，到“晚汇报”的时刻，再去痛心地诉说似海深的衷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