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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大贤大奸
第8章 大贤大奸
姓名：杨炎
籍贯：天兴
所任官职：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非正常死亡方式：被绞死
●宰相之间的倾轧
“安史之乱”使李唐王朝从鼎盛的高峰上迅速滑落下来，这场动乱前后延续了整整七年的时间，到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年），因为史朝义兵败自杀，才算最后终结。然而这并不是说天下从此就太平了，当初为了尽快剿灭叛军，唐朝招降了田承嗣、张忠志、李怀先等叛将，都封他们做节度使，掌握地方上的军政大权，这三家被称为“河北三镇”，逐渐割据自雄，不理会朝廷的政令。后来其他节度使也纷纷起而效尤，唐朝中央实际可以控制的区域，比起玄宗开元年间，连一半都还不到——中晚唐就一直维持着这种藩镇割据的局面。
且说藩镇中有一人，是为淄青节度使李正已，管辖范围在今天山东省中部、淄博市一代。李正已和唐德宗朝前期当权的宰相刘晏关系很好，然而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年初，他突然听说刘晏被罢免了宰相职务，贬官为忠州刺史。李正已大感惊讶，派人仔细打探，到了七月份，派出去的人回来禀报说：“刘晏已经被皇帝派宦官赐死了。”
李正已怒不可遏，上书给唐德宗，问他：“赐死刘晏，是什么罪名？”唐德宗回复他说：“刘晏因为所言不实而被贬官，但他心怀怨恨，写信给卢龙节度使朱泚，图谋作乱，所以是死罪。”李正已去问朱泚，朱泚却说根本就不知道这类事情，于是李正已不依不饶，继续上书责问皇帝——当时藩镇的跋扈，由此也可见一斑。
当时朝中掌权的宰相乃是杨炎，大家都知道杨炎和刘晏素来不合，因此都怀疑刘晏之死，有杨炎在背后耍了什么花样。杨炎害怕那些节度使们全都因此痛恨自己，留下无穷后患，于是派人前往各藩镇去解释这件事情：“杀刘晏是皇帝本人的意思，和杨大人可没关系呀。”
这件事情本是秘密进行的，但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唐德宗还是很快就听到了风声。德宗派宦官前往淄青，去询问李正已：“杨炎有没有派人来如此说……”李正已没必要为杨炎隐瞒，立刻承认：“确实如此。”宦官回去一汇报，德宗把杨炎恨得牙痒痒的。
德宗原本最宠信杨炎，因为此事，对杨炎的态度就逐渐冷淡了下来。唐代中央最高机构是尚书、中书、门下三省，三省长官都是宰相，不过逐渐产生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三省长官必须加“同中书门下三品”之类的头衔才能算是宰相，而别的官员加上这种头衔，也可以算是宰相。这是因为中书、门下两省的长官原本都是三品，不过到了代宗朝，把这两个官职提升为二品，类似名字就不能用了。代宗朝开始，为了笼络藩镇，往往把三省长官的虚头衔赐给那些节度使，三省实际管事的都是副职，这些副职加上“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头衔，就是宰相。杨炎正是以门下省的副职侍中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头衔，成为宰相的。因为杨炎办事能力很强，唐德宗一时还离不了他，所以虽然心怀怨恨，却没有立刻罢免他的宰相职务。不过考虑到别的几位宰相都不如杨炎，更制约不了杨炎，德宗觉得比较危险，就提拔御史中丞卢杞为门下侍郎，加平章事，把杨炎改任为中书侍郎，仍为平章事，让两人互相较劲儿。
杨、卢两人都是办事型官员，可是杨炎长得很漂亮，史书上说他“美须眉”，文学修养也很高，卢杞则相貌丑陋，据说半边脸都是蓝色的（估计是一大块胎记），而且诗词歌赋样样稀松，因此杨炎很看不起他。两个宰相在一块办事，整天闹别扭，根本就说不到一起去。
不过杨、卢二人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都很记仇，卢杞更加厉害一些。就因为杨炎看不起自己，经常假称生病不来政事堂一起吃工作餐，卢杞怀恨在心，想要找机会收拾杨炎。正好德宗也不大喜欢杨炎了，所以卢杞的诬告一奏就准。
杨炎自己也不争气，他的儿子杨弘业收受贿赂，横行不法，给卢杞找到了突破口。于是卢杞就提拔和杨炎有仇的严郢担任御史大夫，调查这个案子。严郢为了帮忙卢杞扳倒杨炎，辛勤工作，不遗余力，不仅证实了杨弘业的罪名，还连带查出他老子杨炎很多作奸犯科的事情。
且说杨炎在东都洛阳有一所私宅，他曾经为了攒钱修建家庙，委托当地的地方官——河南尹赵惠伯——帮忙卖房子。赵惠伯一看这地方风水不错，干脆买来当了官衙。严郢调查此事，认为赵惠伯把价钱抬太高了，分明是为了奉承杨炎而拿公家的钱来打水漂，有贿赂之嫌——当然，杨炎也有收贿之罪。
卢杞抓住这件小事大做文章，他先是让大理正田晋来审理此案，田晋裁定这种行为应该免官罢职。卢杞认为判得轻了，很不满意，就把田晋贬出京城去做衡州司马，然后又派别的官员去重新议罪。最后给出的审理意见是：“杨炎身为宰相，却利用卖私宅的机会占国家便宜，等同于监守自盗，应该判处绞刑。”
此外，又有流言蜚语说，曲江南面有一块好土地，玄宗开元年间，萧嵩曾经想在这里建立家庙，因为天子喜欢去那里游玩而作罢了，最终这块地被杨炎得到，建了家庙。据说杨炎所以买下这块地，是因为这里有王者之气。这件事情虽然毫无证据，却触犯了封建皇帝最大的忌讳，德宗闻言大怒，立刻罢免了杨炎的宰相职务，把他贬为崖州司马。
崖州在今天的海南岛，把一个宰相赶到如此偏远的地方去做个小官，和流放也没什么差别。然而杨炎还没走到崖州，距离还差一百多里，朝廷突然又派人千里传来诏旨，就在当地杀死了杨炎。这是建中二年（781年）十月份的事情，距离前宰相刘晏被杀，仅仅一年零三个月。其实刘晏真是被杨炎陷害而死的，真所谓“天道有还，报应不爽”。●因孝而当上大官
杨炎，字公南，是凤翔府天兴县（今陕西省宝鸡市）人。杨家世代宦门，不过职位都不算高，杨炎的曾祖父在唐高祖时代做过县令，父亲在唐玄宗时代做过谏议大夫，等到唐肃宗继位后，加拜散骑常侍。
杨炎本人风神俊朗，算得上是个美男子，难得的是文学修养也很高，写得一手锦绣文章，因此被河西节度使吕崇贲聘请为书记官，很得宠信。某次，一位叫李太简的县令喝醉了酒羞辱杨炎，结果被杨炎一声大喝，手下拥将上去乱棍打下，差点就把李县令给打死了，吕崇贲因为宠信杨炎，竟然不加处罚。
从这件事上也可以看出，杨炎虽然外表很漂亮，器量却很狭隘，很记仇，这也就埋下了他最终被卢杞陷害而死的伏笔。
且说唐朝平定安史之乱，功勋最高的有两位大将，一是郭子仪，一是李光弼。李广弼听说杨炎此人写得一手好文章，就派人来聘请他当判官——在节度使麾下，判官的本职工作是掌管机要文书，但是权力很大，几乎等同于节度使的副手了——然而杨炎却不肯去。皇帝也下诏，想要任命杨炎当起居舍人，也被他推辞了。
估计因为这段时间杨炎的父亲身体不好，所以他回到家乡，想要侍奉父亲安度晚年，不肯出外去做官。后来父亲去世了，杨炎就在父亲的坟墓旁盖了一间小小的草庐，自己住在草庐里长年守丧，每天哀哭，声音传得很远。古人崇尚孝道，杨炎这种行为受到了当时人们的一致好评，加上他的父亲、祖父，连续三代都很孝顺，朝廷就下诏表彰。
守孝结束后，杨炎终于出仕为官，当上了吏部司勋员外郎。唐朝中央政府主要的办事机构是六部，各部下面分好几个司，员外郎就相当于副司长，才不过五、六品的小官而已。不久以后，杨炎又升任中书舍人，这是一个中书省的中级文官，主要工作就是起草和宣读诏令，接受和整理群臣所上奏的文书，以及随时准备接受皇帝的咨询。别看只是一个中级官员，因为直接接触诏令，位置非常重要，南北朝的时代，这个职位经常等同于宰相的副职。可以说，杨炎从这个时候起，就已经进入朝廷中枢，成为政坛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了。
唐朝还有一个官职，名叫“知制诰”，也主要负责诏令的起草，一般都由中书舍人充任，也有让别的官兼任此职的。杨炎就挂了知制诰的头衔，也就是说在中书舍人的各项工作中，他主要负责写诏令。同时担任此职的还有常衮，两人分工合作，碰上罢免官员、更改法令之类的诏书，都由常衮来写，碰上选任官员、颁布赦令之类的好事，则由杨炎来起草诏书。当时两人并称“常杨”，从玄宗开元以后，一直到代宗朝，朝廷诏令写得最好的就是这两个人。且说代宗朝权力最大的宰相名叫元载，此人从肃宗朝中后期挂“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头衔为相以来，一直掌控着朝政。代宗继位以后，大宦官鱼朝恩干预政事，违法乱纪，连代宗也拿他没辙，后来多亏了元载出主意，在大历五年（770年）帮助代宗杀死了鱼朝恩，从此元载权威更盛。
唐朝初期的宰相数量很多，并且大多是各省长官兼职，为了方便处理国家政务，就在门下省设了一个“政事堂”，以备宰相开会之用。当时的政事堂还不是正式的宰相机构，因为宰相们往往上午在这里开会，下午还各回各的衙门办公。玄宗开元年间以后，宰相的数量略有减少，所以相对的工作繁忙，他们就往往把各省具体事务交给副手处理，自己整天呆在政事堂统筹大计。就这样，政事堂逐渐变成了正式的宰相办公处所。
在政事堂议政的宰相当中，有一位首席宰相，称为“执政秉笔”，因为开会商议的结果最后都要由此人记录统合，所以权力越来越大——李林甫、杨国忠就是因为担任秉笔宰相才权倾中外的。为了防止相权坐大，唐肃宗登基以后就命令宰相们分别担任秉笔，十天一换，德宗朝干脆改为一天一换。但是虽然制度摆在那里，实际执行起来却是另外一回事，总有一两个宰相权力最大，高过同僚——元载在代宗朝就属于这一类，可以直接称他为首相。
首相元载和杨炎的关系很好，最初就是他杨炎担任中书舍人的，后来又找机会提拔杨炎当了吏部侍郎，并且兼任史馆修撰。据说元载权力欲很重，野心也很大，为了长久把持朝政，他到处网罗党羽，杨炎因为文才无双，又恰巧和元载是同乡，也被这位元宰相看上了，对他非常重视，相当照顾。
但是元载因为权势过重，遭到代宗皇帝的猜忌，最终在大历十二年（777年）被赐自尽。传说元载喜欢敛财，贪污无数，抄他家的时候，光搜出的胡椒就有八百石之多，别的东西那更是不计其数了。元载倒台，他的党羽纷纷遭到贬斥，杨炎当然也难逃厄运，被外放为道州（今湖南省永州市道县东）司马。
●两税法
唐朝的地方基本行政区划是郡，郡下设县，一郡之长就是太守，太守麾下有很多辅佐官，其中官位最高的就是司马。不过司马虽然就品级上来说相当于郡太守的副职，实际上却没什么权力，一般都用来安置被从京城赶出去，贬到地方上去的那些朝廷大员。杨炎就这样被扔到偏远地区去做了一个有职无权的小官，一呆就是两年多。
到了大历十四年（779年）五月，唐代宗李豫病逝了，太子李适继位，就是唐德宗。德宗还在东宫当太子的时候，就听说过杨炎的名声，说他做得一手好文章。后来德宗得到了杨炎所写的《李楷洛碑》，觉得文辞斐然，非常喜欢，甚至把这篇文章贴在墙壁上，每天都要诵读几遍。等到德宗继位，他询问宰相崔祐甫：“杨炎此人如何？”崔祐甫回答说：“是个人才，陛下可以把他从外地召回来，加以重用。”于是当年八月，想要励精图治的唐德宗就召回杨炎，任命他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也就是拜其为宰相。
杨炎这个人不光是文章写得好，处理具体事务也很有一套办法。他当上宰相还不到半年，就办成了一件大事，使德宗对他更为器重了。
按照唐朝的制度，各地收上来的赋税都贮藏在左藏库里，由太府每季上报数额，由户部的比部司查核，避免被随便挪用。中唐以后，因为平定安史之乱而开销日益增大，被迫提升户部下属度支司、户部司，以及单独的盐铁转运司的职权，这三个职位后来统称“三司”，到了宋代成为政府最高财政机构。且说肃宗时代，第五琦担任度支使和盐铁使，当时京城豪绅很多，经常向朝廷索取赏赐，贪得无厌，搞得府库日空，第五琦无力制止，就请求把左藏库的所有储藏都搬去大盈内库。大盈内库乃是皇帝的私人金库，第五琦认为这样一来，那些豪绅就不好意思直接从皇帝腰包里掏钱了，而肃宗也觉得这样一来自己花钱更方便，于是就同意了这个建议。
可是这种临时措施所造成的后果是相当严重的：政府有所花费就必须去皇帝的私库取钱，要过私库管理员一关。这些管理皇帝私库的都是宦官，而且因为管库是个肥缺，所以宦官们也都削尖了脑袋往里钻，最多的时候竟然管库员有三百多个！就这样，政府对国家收入无法明确了解，财政计划难以制定，花钱都要看宦官脸色，这种情况从肃宗朝以后一直延续了二十多年。
杨炎担任宰相以后，发现了这种情况，感到自己根本无从施政，于是上书唐德宗，希望能革除这一弊政。他说：“赋税是国家的根本，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前提，所以前代君主都会悉心挑选重臣负责财政事务，生怕一个不慎就会导致根本动摇，国家覆亡。按照肃宗朝这种临时规定，让宦官管理赋税，国家收入多少，大臣们都无法确切知道，当然也就没有办法制定计划，无法使国家政令得以畅行无阻。臣受陛下重用，任为宰辅，却因此感到无法工作。请求把国家赋税管理之权交给朝廷，内宫需用多少，衡量个确数后由朝廷献上，不让皇帝感到拮据。只有这样，臣才可以帮助陛下管理政务。”
唐德宗很想有所作为，恢复玄宗以前的盛世局面，看了杨炎的上奏，觉得很有道理，于是当场就批准了。因为此事，朝野上下对杨炎一片赞誉之声，觉得这个宰相选对了，很了不起。
其实这只是一件小事，杨炎随后改革赋税制度，才真正造福一时，并且影响后世。且说唐初实行“租庸调”制，也就是说，国家向老百姓收取的赋税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地租，所谓“有田则有租”；二是庸，也就是用以替代兵役和徭役的财物，所谓“有身则有庸”；三是调，是指各地特产品，所谓“有户则有调”。租庸调制是以人丁为本的收税方法，这种制度必须由两个重要的基础来支撑，一是给老百姓分田的“均田制”，二是严格的户口审查和统计制度。可是经过“安史之乱”以后，这一切全都乱了套。唐朝已经很久都没搞过户口调查了，已死的人户籍上仍然有他的名字，他的家人还得继续交税，新出生的人则往往根本没有户口，不用逃避自然免税。同时，国家也很久都没有进行均田了，大量土地掌握在少数地主权贵手中，他们却只按国家规定人均拥有土地数交税，很多百姓丧失了土地，为人帮佣，可是土地税“租”却根本不予免除。
在这种情况下，地方官吏拿着陈旧的记录册下乡去收税，搞得老百姓倾家**产、卖儿卖女，怨声载道，而就算这样，也根本收不齐赋税，国库日渐空虚。可以说，因为动乱和社会发展，实际情况已经完全脱离租庸调制的正常轨道了，租庸调制已经不符合现实需要，变成一纸空文了。
为了革除弊端，使百姓可以安家立业，使国库可以逐渐充实起来，以对抗日益强横的藩镇，杨炎向德宗建议改革赋税制度。他设计的新的赋税制度称为“两税法”，主要方法就是按照实际情况，一年两次收取地租和丁税，把庸、调之类杂项一概免除。不管是地主还是佃户，只要居住在某地，就由某地收取丁税；不管是贫穷还是富裕，都根据其实际占有土地的多少来收取地租。四处经商，居无定所的，则到收税日期停留在哪里，就由当地收取实际收入的三十分之一。一年两税，定在六月和十一月，每过一年，地方上就重新统计户口以及田地开垦和占有情况，作为新一年收税的依据。
这种两税法从实际情况出发，按照人口数征收丁税，按照土地数征收田租，解决了穷人无田也要交税，富人却往往只交纳实际占有土地很少一部分的税额的问题。这样就多少改变了贫富负担不均，赋税不合理的现象，也可以从贵族官僚和商人那里征收更多的赋税，扩大了纳税面，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
德宗看到杨炎的建议，大为赞赏，立刻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虽然掌管赋税的很多官员反对推行这一新法，认为租庸调制实行了数百年，不宜轻易更改，但德宗求治心切，加上对杨炎非常信任，所以没有向守旧势力低头，坚决地将新法贯彻执行下去。据说新税制实施不久，就看到了实效，老百姓因缴纳不起赋税而逃亡的变少了，国家收入也逐年有所增长。
“两税法”是中国税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改革，对后世也造成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原州筑城
杨炎因为崔祐甫的而当上宰相，受到唐德宗的信任，此人实际办事能力也很强，“两税法”一颁布，朝野都称其为“贤相”。
然而杨炎这个人权力欲很重，做事又非常专断，加上他很记仇，很快群臣就因为他其它一些作为而彻底失望了。且说杨炎当上宰相还没过几个月，崔祐甫就因为生病而不能理事，另外一位宰相乔琳则被罢免，从此宰相群里没有人的资历、威望能够比上杨炎，他成为实际意义上的首相，独断专行，把崔祐甫时代很多政策都完全倒了个个儿，使得群臣莫不对他侧目而视。他曾经建议开挖丰州（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马拉特前旗西北）陵阳渠，征发附近百姓前往服劳役，结果因为举措不当，老百姓纷纷躲避服役，最终那条渠也没能挖成。从来好的政策很少能在短期内让老百姓感同身受，可是恶政却很容易深入人心，杨炎的名声就这样逐渐烂了下来。
杨炎搞得最糟糕的事情还是修筑原州（今宁夏自治区固原市）城。原州是唐朝的西北边境要冲，“安史之乱”的时候被土蕃兵毁弃，后来唐和土蕃维持表面上的和平，这座城池就一直都没有修复。前首相元载曾经在西北地区做过官，很熟悉当地的情况，就建议唐代宗修复原州城，以作为将来和土蕃开仗的前线堡垒。因为朝臣的反对，此事不了了之了，一直被元载引为憾事。
杨炎最早进入朝廷中枢全靠的是元载的，因此他对元载感恩戴德。元载生前既然曾想修筑原州城，那么杨炎掌权以后就重提此议，希望可以帮忙“恩相”完成他未竟的心愿。德宗虽然很想西拒土蕃，再征西域，重开盛世，可是国家还没从混乱局面中彻底安定下来，骤然重修原州城，会不会很快就引发和土蕃的战争呢？他有点犹豫不决，就派宦官去询问当地的地方官——泾原节度使段秀实。
段秀实是当时有名的刚直不阿之臣，他根本就不帮忙宰相说话，反而直言不讳地提出：“想要提升国防实力，防御敌人，必须缓慢而稳妥地制定计划，不应当仓促而为，导致动乱。况且现在正是春耕的时候，也不适宜搞大工程，请等待农闲时候再商量吧。”
杨炎听了段秀实所言，大为恼怒，认为段秀实是故意阻挠自己的计划，于是解除了段秀实节度使的职务，召回京城来当司农卿。他随即任命李怀光为泾原节度使，让他率军前往原州驻扎，准备修城。
杨炎同时还派了检校司空、同平章事朱泚和御史大夫崔宁，各率一万兵马前往原州协助。按他的意思：“段秀实不是说农忙不宜开工吗？我用士兵修城，又不征发农民，这下你没话说了吧。”然而杨炎对于处理朝廷政务很有本事，相关财政问题更是当时第一把好手，军事问题他却完全是个外行，他不知道士兵也是不可以随便乱用的。
且说泾州士兵对于在原州修城一事非常不快，他们说：“我们作为国家西北方的屏障已经十多年了。一开始驻扎在鄜州（今陕西省延安市富县），才刚开了两片地（军屯），稍微稳定一点，朝廷又把我们迁往泾州（在今甘肃省平凉市泾川县北）。我们在泾州披荆斩棘，才刚建好司令部，屁股还没坐暖和呢，现在又往塞外赶。我们有罪吗？要这样折腾我们？！”
也赶上那个李怀光性格暴躁，经常因为小过错就处死部下，泾州副将刘文喜就利用士兵们怨恨的心情聚集作乱，拒不接受朝廷命令，还联名要求罢免李怀光，让段秀实重新担任泾州节度使。杨炎当然不肯让段秀实再回去，于是改派朱泚去掌管泾州兵马，刘文喜却仍然不肯接受诏命。泾州有强兵二万，刘文喜就在建中元年（780年）四月起兵作乱，还把自己的儿子送去土蕃做人质，请求土蕃派兵支援。很多朝廷重臣都害怕出乱子，说不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下诏赦免刘文喜之罪算了。可是杨炎坚决不肯答应，他撺掇着唐德宗派朱泚、李怀光等军前往讨伐。五月份，朱泚等人包围了泾州城，随即刘文喜被部下刘海宾所杀，有惊无险，动乱平息。
动乱虽然平息了，但全是因为杨炎一意孤行，先要修筑原州城，进而临阵撤换泾州的主将段秀实，这才惹出了这场乱子。经过此事，朝臣们更加厌恶杨炎，就连德宗对他的信任也开始打了折扣——当然，原州城最终也没能重修起来。
●杨炎的奸恶
杨炎最为后世所诟病的事情，就是开篇提到过的，陷害并且杀死了宰相刘晏。刘晏此人和杨炎相同，都是理财的能手，“安史之乱”以后，全靠了刘晏调度得当，掌握四方物价，变通有无，才使国家财政不至于彻底崩溃。他身为宰相，又兼盐铁使、转运使、青苗使等职，前后理财达二十年之久。
杨炎当吏部侍郎的时候，刘晏担任吏部尚书，两人都是臭脾气，自视过高，目中无人，所以碰在一起，经常拍桌子瞪眼睛闹矛盾。后来代宗杀元载，就是派的刘晏等人前往审理案情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刘晏是杀死杨炎“恩相”的凶手，也是因为元载倒台而使杨炎被贬的罪魁祸首。
所以当杨炎当上宰相以后，这个记仇的家伙就磨刀霍霍，打算找刘晏报仇。他打听到德宗还在当皇太子的时候，代宗最宠爱独孤妃，以及独孤妃所生的韩王，于是宦官刘清潭就建议立独孤妃为皇后，又说韩王生有灵异，应当立为太子。为了说动代宗，刘清潭还曾经信口胡吹说：“宰相刘晏也是这个意思。”
听到这一传言的杨炎立刻行动起来，他在拜见德宗的时候故意涕泪横流，感叹说：“多亏祖宗神灵保佑，先帝和陛下之间的关系没有被小人所离间，否则刘晏、黎干等人妄图废立，动摇社稷，奸谋就会得逞了。现在黎干伏诛，刘晏还在，臣担任宰相，不能除掉奸臣，这是我的大罪呀！”
黎干本任京兆尹，德宗刚继位，他就和掌权的宦官刘忠翼勾勾搭搭，德宗怀疑他们想谋反，就将两人全都贬出京城，不久后更干脆赐死了事。封建帝王最怕有人想动摇自己的宝座，所以德宗听到杨炎那么一说，立刻警惕起来，向大臣询问，刘晏究竟有罪无罪。当时崔祐甫还在，他回答说：“陛下登基，天下大赦，怎能再因为一些未必确实的流言蜚语而治大臣的罪呢？”朱泚、崔宁等人也都帮忙刘晏说好话。
崔祐甫是首相，也是杨炎的大恩人，朱泚为卢龙节度使，在藩镇中威信很高，杨炎不敢拿他们怎么样。于是他向崔宁开刀，把他贬到外地去了。杨炎一计不成，心生二计，对德宗建议说：“尚书省是政府的主要机构，行政权都应该统归尚书省，可是现在财政方面分出很多‘使’，削弱的尚书省的权力。如今应该恢复旧制。”德宗认为有理，就罢免了刘晏的转运使、青苗使、盐铁使等职务。建中元年（780年），杨炎藉口刘晏奏事不实，欺瞒皇帝，把他贬为忠州（在今重庆市万州区西南）刺史。忠州当时归荆南地区管辖，于是杨炎就任命和刘晏有仇的庾准担任荆南节度使，让他盯着点刘晏。庾准为了报仇，更为了拍宰相的马屁，就诬告说刘晏写信给朱泚请求营救，言语中对朝廷极为不满，还说刘晏在州中大肆招兵买马，意图谋反。奏章递到杨炎手里，杨炎对德宗说：“我都调查过了，确有其事。”德宗信以为真，就派宦官前往忠州，赐死了刘晏。
当时朝野上下都认为刘晏冤枉，而淄青节度使李正已听说此事，更是三番四次上书德宗，老实不客气地询问：“刘晏究竟有什么罪？”杨炎害怕得罪这些手握重兵的节度使，就派遣心腹裴冀、孙成等人前往东都、河阳、魏博、泽潞等地，以安抚节度使为名，向他们解释说：“刘晏当初曾经和奸臣勾结，想要立先帝的独孤妃当皇后，所以皇帝厌恶他，将其处死。不是因为别的事情，也和宰相杨炎毫无关系。”
这是杨炎一生中所干的最昏聩、最糊涂，也最混蛋的一件事情。从来封建帝王不怕臣子不干好事，只要不动摇自己的宝座就行了，就算是绝世奸佞（比如后来的卢杞），皇帝也都能够大肚包容。可是一旦舆论对朝政不满，身为臣子就应该为皇帝“分谤”，把过错都揽到自己身上，表明皇帝永远正确，杨炎不但不这样干，反而倒过来，把过错都推到皇帝身上去，这是德宗所绝对无法容忍的。
从此德宗就对杨炎心生厌恶，再不放心让他一人独大了，想要找个同样能干的人来分杨炎的权。就这样，半张蓝脸的卢杞得以爬到了宰相的高位。
●鬼门关
建中二年（781年）六月，唐政府发兵讨伐割据湖北西部的节度使梁崇义，这件事成为了杨炎的催命符。
梁崇义时为山南东道节度使，拥兵自守，根本就不把朝廷放在眼里。德宗继位后，多次进行招抚，那意思是：反正朝廷也拿你没办法，你已经当上土皇帝了，那就低个头，给朝廷点面子吧。可是梁崇义一点都不退让，甚至在德宗三催四请之后，也不肯入朝觐见。德宗实在受不了了，就派淮西节度使李希烈率领各军前往讨伐。
杨炎并不反对用兵，但反对这一人事安排，他对德宗说：“李希烈原本是淮西节度使李忠臣的养子，忠臣对他无比信任，他却最终驱逐忠臣而自立。这人野心很大，心肠也硬，平常没有功劳尚且强横不法，一旦讨灭了梁崇义，他更要抖威风了，到时候朝廷又该怎么制约他呢？”杨炎数次上书反对，反复争论，可是德宗已经不相信他了，所以坚决不听。
话说从前，杨炎从道州司马任上回归朝廷的时候，曾经经过梁崇义的辖区，他劝说梁崇义前往京城去觐见德宗，梁崇义不肯听从。此后，杨炎当了宰相，又多次派自己的亲信去劝说梁崇义，也都没能达成效果。所以很多官员都认为是杨炎促使梁崇义反叛的，而在德宗想来，杨、李二人如此频繁交往，未必没有什么密谋，现在杨炎又反对李希烈领兵前往讨伐梁崇义，不会是找藉口为梁崇义说话吧？于是从此德宗更不信任杨炎了。卢杞就趁着这个机会大肆培植党羽，打击杨炎一派，最后促使唐德宗罢免了杨炎的宰相职位，光挂一个尚书左仆射的职衔。虽然不再是宰相了，可是尚书左仆射比杨炎原本的中书侍郎的官位，在名义上还要高一级，所以杨炎入朝谢恩。可是谢恩罢，他匆匆赶回家去，没有按规定前往中书省去拜见宰相卢杞。在杨炎想来：我讨厌卢杞那家伙，能不见就不见。而在卢杞看来：你都不是宰相了还那么大架子，看不起我。哼，我会让你好受的！
于是如开篇所言，卢杞派严郢当御史大夫，彻查杨炎的儿子杨弘业违法乱禁的案件，并且最终把杨炎也扯了出来。他们给杨炎判的是死罪，可是德宗认为杨炎卸任宰相时间还不长，擅杀宰相，恐怕会引发朝局动**，于是下诏说：
“尚书左仆射杨炎凭藉文学才能位居要职，但他不思竭诚效忠，只管结党营私，为自己谋利，祸害了国家。如此有负朝廷和皇帝的行为，实在难以宽宥。但为了顾全大局，现在法外施恩，贬杨炎为崖州司马。”
虽然名义上是贬到外地去做小官，但崖州在大唐朝的最南端，开发很晚，人口稀少，秩序混乱，到那里去当官和流放也没有区别。杨炎就这样被宦官押送着前往南方，路经一个山口，地势非常险恶，他问向导：“这里叫什么名字？”向导说：“俗称‘鬼门关’。”于是杨炎仰天长叹，口占一诗：
“一去一万里，千知千不还。崖州何处是，生度鬼门关。”
然而他离开鬼门关，往前走了不远，眼看再有一百里地就可以到达崖州了，突然朝廷又快马传来了诏旨。原来卢杞誓要取杨炎性命才安心，于是反复劝说唐德宗，终于让德宗下诏，将杨炎当场缢死——享年五十五岁。
杨炎做唐朝的宰相，前后还不到两年的时间。这两年里，他制定和颁布“两税法”，做了很多实事，可是同时也引发泾州兵作乱，还害死了前宰相刘晏。对于李唐王朝来说，杨炎的功过实在很难划分，究竟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但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一，杨炎非常有才华，尤其在财政方面是当时不可多得的人才；二，杨炎个人品德非常糟糕，不但高傲、记仇，而且公报私仇，这也直接导致了他的被杀。所以说，杨炎是个财政主管之才，他恐怕根本就不适合当宰相。
籍贯：天兴
所任官职：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非正常死亡方式：被绞死
●宰相之间的倾轧
“安史之乱”使李唐王朝从鼎盛的高峰上迅速滑落下来，这场动乱前后延续了整整七年的时间，到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年），因为史朝义兵败自杀，才算最后终结。然而这并不是说天下从此就太平了，当初为了尽快剿灭叛军，唐朝招降了田承嗣、张忠志、李怀先等叛将，都封他们做节度使，掌握地方上的军政大权，这三家被称为“河北三镇”，逐渐割据自雄，不理会朝廷的政令。后来其他节度使也纷纷起而效尤，唐朝中央实际可以控制的区域，比起玄宗开元年间，连一半都还不到——中晚唐就一直维持着这种藩镇割据的局面。
且说藩镇中有一人，是为淄青节度使李正已，管辖范围在今天山东省中部、淄博市一代。李正已和唐德宗朝前期当权的宰相刘晏关系很好，然而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年初，他突然听说刘晏被罢免了宰相职务，贬官为忠州刺史。李正已大感惊讶，派人仔细打探，到了七月份，派出去的人回来禀报说：“刘晏已经被皇帝派宦官赐死了。”
李正已怒不可遏，上书给唐德宗，问他：“赐死刘晏，是什么罪名？”唐德宗回复他说：“刘晏因为所言不实而被贬官，但他心怀怨恨，写信给卢龙节度使朱泚，图谋作乱，所以是死罪。”李正已去问朱泚，朱泚却说根本就不知道这类事情，于是李正已不依不饶，继续上书责问皇帝——当时藩镇的跋扈，由此也可见一斑。
当时朝中掌权的宰相乃是杨炎，大家都知道杨炎和刘晏素来不合，因此都怀疑刘晏之死，有杨炎在背后耍了什么花样。杨炎害怕那些节度使们全都因此痛恨自己，留下无穷后患，于是派人前往各藩镇去解释这件事情：“杀刘晏是皇帝本人的意思，和杨大人可没关系呀。”
这件事情本是秘密进行的，但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唐德宗还是很快就听到了风声。德宗派宦官前往淄青，去询问李正已：“杨炎有没有派人来如此说……”李正已没必要为杨炎隐瞒，立刻承认：“确实如此。”宦官回去一汇报，德宗把杨炎恨得牙痒痒的。
德宗原本最宠信杨炎，因为此事，对杨炎的态度就逐渐冷淡了下来。唐代中央最高机构是尚书、中书、门下三省，三省长官都是宰相，不过逐渐产生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三省长官必须加“同中书门下三品”之类的头衔才能算是宰相，而别的官员加上这种头衔，也可以算是宰相。这是因为中书、门下两省的长官原本都是三品，不过到了代宗朝，把这两个官职提升为二品，类似名字就不能用了。代宗朝开始，为了笼络藩镇，往往把三省长官的虚头衔赐给那些节度使，三省实际管事的都是副职，这些副职加上“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头衔，就是宰相。杨炎正是以门下省的副职侍中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头衔，成为宰相的。因为杨炎办事能力很强，唐德宗一时还离不了他，所以虽然心怀怨恨，却没有立刻罢免他的宰相职务。不过考虑到别的几位宰相都不如杨炎，更制约不了杨炎，德宗觉得比较危险，就提拔御史中丞卢杞为门下侍郎，加平章事，把杨炎改任为中书侍郎，仍为平章事，让两人互相较劲儿。
杨、卢两人都是办事型官员，可是杨炎长得很漂亮，史书上说他“美须眉”，文学修养也很高，卢杞则相貌丑陋，据说半边脸都是蓝色的（估计是一大块胎记），而且诗词歌赋样样稀松，因此杨炎很看不起他。两个宰相在一块办事，整天闹别扭，根本就说不到一起去。
不过杨、卢二人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都很记仇，卢杞更加厉害一些。就因为杨炎看不起自己，经常假称生病不来政事堂一起吃工作餐，卢杞怀恨在心，想要找机会收拾杨炎。正好德宗也不大喜欢杨炎了，所以卢杞的诬告一奏就准。
杨炎自己也不争气，他的儿子杨弘业收受贿赂，横行不法，给卢杞找到了突破口。于是卢杞就提拔和杨炎有仇的严郢担任御史大夫，调查这个案子。严郢为了帮忙卢杞扳倒杨炎，辛勤工作，不遗余力，不仅证实了杨弘业的罪名，还连带查出他老子杨炎很多作奸犯科的事情。
且说杨炎在东都洛阳有一所私宅，他曾经为了攒钱修建家庙，委托当地的地方官——河南尹赵惠伯——帮忙卖房子。赵惠伯一看这地方风水不错，干脆买来当了官衙。严郢调查此事，认为赵惠伯把价钱抬太高了，分明是为了奉承杨炎而拿公家的钱来打水漂，有贿赂之嫌——当然，杨炎也有收贿之罪。
卢杞抓住这件小事大做文章，他先是让大理正田晋来审理此案，田晋裁定这种行为应该免官罢职。卢杞认为判得轻了，很不满意，就把田晋贬出京城去做衡州司马，然后又派别的官员去重新议罪。最后给出的审理意见是：“杨炎身为宰相，却利用卖私宅的机会占国家便宜，等同于监守自盗，应该判处绞刑。”
此外，又有流言蜚语说，曲江南面有一块好土地，玄宗开元年间，萧嵩曾经想在这里建立家庙，因为天子喜欢去那里游玩而作罢了，最终这块地被杨炎得到，建了家庙。据说杨炎所以买下这块地，是因为这里有王者之气。这件事情虽然毫无证据，却触犯了封建皇帝最大的忌讳，德宗闻言大怒，立刻罢免了杨炎的宰相职务，把他贬为崖州司马。
崖州在今天的海南岛，把一个宰相赶到如此偏远的地方去做个小官，和流放也没什么差别。然而杨炎还没走到崖州，距离还差一百多里，朝廷突然又派人千里传来诏旨，就在当地杀死了杨炎。这是建中二年（781年）十月份的事情，距离前宰相刘晏被杀，仅仅一年零三个月。其实刘晏真是被杨炎陷害而死的，真所谓“天道有还，报应不爽”。●因孝而当上大官
杨炎，字公南，是凤翔府天兴县（今陕西省宝鸡市）人。杨家世代宦门，不过职位都不算高，杨炎的曾祖父在唐高祖时代做过县令，父亲在唐玄宗时代做过谏议大夫，等到唐肃宗继位后，加拜散骑常侍。
杨炎本人风神俊朗，算得上是个美男子，难得的是文学修养也很高，写得一手锦绣文章，因此被河西节度使吕崇贲聘请为书记官，很得宠信。某次，一位叫李太简的县令喝醉了酒羞辱杨炎，结果被杨炎一声大喝，手下拥将上去乱棍打下，差点就把李县令给打死了，吕崇贲因为宠信杨炎，竟然不加处罚。
从这件事上也可以看出，杨炎虽然外表很漂亮，器量却很狭隘，很记仇，这也就埋下了他最终被卢杞陷害而死的伏笔。
且说唐朝平定安史之乱，功勋最高的有两位大将，一是郭子仪，一是李光弼。李广弼听说杨炎此人写得一手好文章，就派人来聘请他当判官——在节度使麾下，判官的本职工作是掌管机要文书，但是权力很大，几乎等同于节度使的副手了——然而杨炎却不肯去。皇帝也下诏，想要任命杨炎当起居舍人，也被他推辞了。
估计因为这段时间杨炎的父亲身体不好，所以他回到家乡，想要侍奉父亲安度晚年，不肯出外去做官。后来父亲去世了，杨炎就在父亲的坟墓旁盖了一间小小的草庐，自己住在草庐里长年守丧，每天哀哭，声音传得很远。古人崇尚孝道，杨炎这种行为受到了当时人们的一致好评，加上他的父亲、祖父，连续三代都很孝顺，朝廷就下诏表彰。
守孝结束后，杨炎终于出仕为官，当上了吏部司勋员外郎。唐朝中央政府主要的办事机构是六部，各部下面分好几个司，员外郎就相当于副司长，才不过五、六品的小官而已。不久以后，杨炎又升任中书舍人，这是一个中书省的中级文官，主要工作就是起草和宣读诏令，接受和整理群臣所上奏的文书，以及随时准备接受皇帝的咨询。别看只是一个中级官员，因为直接接触诏令，位置非常重要，南北朝的时代，这个职位经常等同于宰相的副职。可以说，杨炎从这个时候起，就已经进入朝廷中枢，成为政坛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了。
唐朝还有一个官职，名叫“知制诰”，也主要负责诏令的起草，一般都由中书舍人充任，也有让别的官兼任此职的。杨炎就挂了知制诰的头衔，也就是说在中书舍人的各项工作中，他主要负责写诏令。同时担任此职的还有常衮，两人分工合作，碰上罢免官员、更改法令之类的诏书，都由常衮来写，碰上选任官员、颁布赦令之类的好事，则由杨炎来起草诏书。当时两人并称“常杨”，从玄宗开元以后，一直到代宗朝，朝廷诏令写得最好的就是这两个人。且说代宗朝权力最大的宰相名叫元载，此人从肃宗朝中后期挂“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头衔为相以来，一直掌控着朝政。代宗继位以后，大宦官鱼朝恩干预政事，违法乱纪，连代宗也拿他没辙，后来多亏了元载出主意，在大历五年（770年）帮助代宗杀死了鱼朝恩，从此元载权威更盛。
唐朝初期的宰相数量很多，并且大多是各省长官兼职，为了方便处理国家政务，就在门下省设了一个“政事堂”，以备宰相开会之用。当时的政事堂还不是正式的宰相机构，因为宰相们往往上午在这里开会，下午还各回各的衙门办公。玄宗开元年间以后，宰相的数量略有减少，所以相对的工作繁忙，他们就往往把各省具体事务交给副手处理，自己整天呆在政事堂统筹大计。就这样，政事堂逐渐变成了正式的宰相办公处所。
在政事堂议政的宰相当中，有一位首席宰相，称为“执政秉笔”，因为开会商议的结果最后都要由此人记录统合，所以权力越来越大——李林甫、杨国忠就是因为担任秉笔宰相才权倾中外的。为了防止相权坐大，唐肃宗登基以后就命令宰相们分别担任秉笔，十天一换，德宗朝干脆改为一天一换。但是虽然制度摆在那里，实际执行起来却是另外一回事，总有一两个宰相权力最大，高过同僚——元载在代宗朝就属于这一类，可以直接称他为首相。
首相元载和杨炎的关系很好，最初就是他杨炎担任中书舍人的，后来又找机会提拔杨炎当了吏部侍郎，并且兼任史馆修撰。据说元载权力欲很重，野心也很大，为了长久把持朝政，他到处网罗党羽，杨炎因为文才无双，又恰巧和元载是同乡，也被这位元宰相看上了，对他非常重视，相当照顾。
但是元载因为权势过重，遭到代宗皇帝的猜忌，最终在大历十二年（777年）被赐自尽。传说元载喜欢敛财，贪污无数，抄他家的时候，光搜出的胡椒就有八百石之多，别的东西那更是不计其数了。元载倒台，他的党羽纷纷遭到贬斥，杨炎当然也难逃厄运，被外放为道州（今湖南省永州市道县东）司马。
●两税法
唐朝的地方基本行政区划是郡，郡下设县，一郡之长就是太守，太守麾下有很多辅佐官，其中官位最高的就是司马。不过司马虽然就品级上来说相当于郡太守的副职，实际上却没什么权力，一般都用来安置被从京城赶出去，贬到地方上去的那些朝廷大员。杨炎就这样被扔到偏远地区去做了一个有职无权的小官，一呆就是两年多。
到了大历十四年（779年）五月，唐代宗李豫病逝了，太子李适继位，就是唐德宗。德宗还在东宫当太子的时候，就听说过杨炎的名声，说他做得一手好文章。后来德宗得到了杨炎所写的《李楷洛碑》，觉得文辞斐然，非常喜欢，甚至把这篇文章贴在墙壁上，每天都要诵读几遍。等到德宗继位，他询问宰相崔祐甫：“杨炎此人如何？”崔祐甫回答说：“是个人才，陛下可以把他从外地召回来，加以重用。”于是当年八月，想要励精图治的唐德宗就召回杨炎，任命他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也就是拜其为宰相。
杨炎这个人不光是文章写得好，处理具体事务也很有一套办法。他当上宰相还不到半年，就办成了一件大事，使德宗对他更为器重了。
按照唐朝的制度，各地收上来的赋税都贮藏在左藏库里，由太府每季上报数额，由户部的比部司查核，避免被随便挪用。中唐以后，因为平定安史之乱而开销日益增大，被迫提升户部下属度支司、户部司，以及单独的盐铁转运司的职权，这三个职位后来统称“三司”，到了宋代成为政府最高财政机构。且说肃宗时代，第五琦担任度支使和盐铁使，当时京城豪绅很多，经常向朝廷索取赏赐，贪得无厌，搞得府库日空，第五琦无力制止，就请求把左藏库的所有储藏都搬去大盈内库。大盈内库乃是皇帝的私人金库，第五琦认为这样一来，那些豪绅就不好意思直接从皇帝腰包里掏钱了，而肃宗也觉得这样一来自己花钱更方便，于是就同意了这个建议。
可是这种临时措施所造成的后果是相当严重的：政府有所花费就必须去皇帝的私库取钱，要过私库管理员一关。这些管理皇帝私库的都是宦官，而且因为管库是个肥缺，所以宦官们也都削尖了脑袋往里钻，最多的时候竟然管库员有三百多个！就这样，政府对国家收入无法明确了解，财政计划难以制定，花钱都要看宦官脸色，这种情况从肃宗朝以后一直延续了二十多年。
杨炎担任宰相以后，发现了这种情况，感到自己根本无从施政，于是上书唐德宗，希望能革除这一弊政。他说：“赋税是国家的根本，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前提，所以前代君主都会悉心挑选重臣负责财政事务，生怕一个不慎就会导致根本动摇，国家覆亡。按照肃宗朝这种临时规定，让宦官管理赋税，国家收入多少，大臣们都无法确切知道，当然也就没有办法制定计划，无法使国家政令得以畅行无阻。臣受陛下重用，任为宰辅，却因此感到无法工作。请求把国家赋税管理之权交给朝廷，内宫需用多少，衡量个确数后由朝廷献上，不让皇帝感到拮据。只有这样，臣才可以帮助陛下管理政务。”
唐德宗很想有所作为，恢复玄宗以前的盛世局面，看了杨炎的上奏，觉得很有道理，于是当场就批准了。因为此事，朝野上下对杨炎一片赞誉之声，觉得这个宰相选对了，很了不起。
其实这只是一件小事，杨炎随后改革赋税制度，才真正造福一时，并且影响后世。且说唐初实行“租庸调”制，也就是说，国家向老百姓收取的赋税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地租，所谓“有田则有租”；二是庸，也就是用以替代兵役和徭役的财物，所谓“有身则有庸”；三是调，是指各地特产品，所谓“有户则有调”。租庸调制是以人丁为本的收税方法，这种制度必须由两个重要的基础来支撑，一是给老百姓分田的“均田制”，二是严格的户口审查和统计制度。可是经过“安史之乱”以后，这一切全都乱了套。唐朝已经很久都没搞过户口调查了，已死的人户籍上仍然有他的名字，他的家人还得继续交税，新出生的人则往往根本没有户口，不用逃避自然免税。同时，国家也很久都没有进行均田了，大量土地掌握在少数地主权贵手中，他们却只按国家规定人均拥有土地数交税，很多百姓丧失了土地，为人帮佣，可是土地税“租”却根本不予免除。
在这种情况下，地方官吏拿着陈旧的记录册下乡去收税，搞得老百姓倾家**产、卖儿卖女，怨声载道，而就算这样，也根本收不齐赋税，国库日渐空虚。可以说，因为动乱和社会发展，实际情况已经完全脱离租庸调制的正常轨道了，租庸调制已经不符合现实需要，变成一纸空文了。
为了革除弊端，使百姓可以安家立业，使国库可以逐渐充实起来，以对抗日益强横的藩镇，杨炎向德宗建议改革赋税制度。他设计的新的赋税制度称为“两税法”，主要方法就是按照实际情况，一年两次收取地租和丁税，把庸、调之类杂项一概免除。不管是地主还是佃户，只要居住在某地，就由某地收取丁税；不管是贫穷还是富裕，都根据其实际占有土地的多少来收取地租。四处经商，居无定所的，则到收税日期停留在哪里，就由当地收取实际收入的三十分之一。一年两税，定在六月和十一月，每过一年，地方上就重新统计户口以及田地开垦和占有情况，作为新一年收税的依据。
这种两税法从实际情况出发，按照人口数征收丁税，按照土地数征收田租，解决了穷人无田也要交税，富人却往往只交纳实际占有土地很少一部分的税额的问题。这样就多少改变了贫富负担不均，赋税不合理的现象，也可以从贵族官僚和商人那里征收更多的赋税，扩大了纳税面，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
德宗看到杨炎的建议，大为赞赏，立刻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虽然掌管赋税的很多官员反对推行这一新法，认为租庸调制实行了数百年，不宜轻易更改，但德宗求治心切，加上对杨炎非常信任，所以没有向守旧势力低头，坚决地将新法贯彻执行下去。据说新税制实施不久，就看到了实效，老百姓因缴纳不起赋税而逃亡的变少了，国家收入也逐年有所增长。
“两税法”是中国税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改革，对后世也造成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原州筑城
杨炎因为崔祐甫的而当上宰相，受到唐德宗的信任，此人实际办事能力也很强，“两税法”一颁布，朝野都称其为“贤相”。
然而杨炎这个人权力欲很重，做事又非常专断，加上他很记仇，很快群臣就因为他其它一些作为而彻底失望了。且说杨炎当上宰相还没过几个月，崔祐甫就因为生病而不能理事，另外一位宰相乔琳则被罢免，从此宰相群里没有人的资历、威望能够比上杨炎，他成为实际意义上的首相，独断专行，把崔祐甫时代很多政策都完全倒了个个儿，使得群臣莫不对他侧目而视。他曾经建议开挖丰州（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马拉特前旗西北）陵阳渠，征发附近百姓前往服劳役，结果因为举措不当，老百姓纷纷躲避服役，最终那条渠也没能挖成。从来好的政策很少能在短期内让老百姓感同身受，可是恶政却很容易深入人心，杨炎的名声就这样逐渐烂了下来。
杨炎搞得最糟糕的事情还是修筑原州（今宁夏自治区固原市）城。原州是唐朝的西北边境要冲，“安史之乱”的时候被土蕃兵毁弃，后来唐和土蕃维持表面上的和平，这座城池就一直都没有修复。前首相元载曾经在西北地区做过官，很熟悉当地的情况，就建议唐代宗修复原州城，以作为将来和土蕃开仗的前线堡垒。因为朝臣的反对，此事不了了之了，一直被元载引为憾事。
杨炎最早进入朝廷中枢全靠的是元载的，因此他对元载感恩戴德。元载生前既然曾想修筑原州城，那么杨炎掌权以后就重提此议，希望可以帮忙“恩相”完成他未竟的心愿。德宗虽然很想西拒土蕃，再征西域，重开盛世，可是国家还没从混乱局面中彻底安定下来，骤然重修原州城，会不会很快就引发和土蕃的战争呢？他有点犹豫不决，就派宦官去询问当地的地方官——泾原节度使段秀实。
段秀实是当时有名的刚直不阿之臣，他根本就不帮忙宰相说话，反而直言不讳地提出：“想要提升国防实力，防御敌人，必须缓慢而稳妥地制定计划，不应当仓促而为，导致动乱。况且现在正是春耕的时候，也不适宜搞大工程，请等待农闲时候再商量吧。”
杨炎听了段秀实所言，大为恼怒，认为段秀实是故意阻挠自己的计划，于是解除了段秀实节度使的职务，召回京城来当司农卿。他随即任命李怀光为泾原节度使，让他率军前往原州驻扎，准备修城。
杨炎同时还派了检校司空、同平章事朱泚和御史大夫崔宁，各率一万兵马前往原州协助。按他的意思：“段秀实不是说农忙不宜开工吗？我用士兵修城，又不征发农民，这下你没话说了吧。”然而杨炎对于处理朝廷政务很有本事，相关财政问题更是当时第一把好手，军事问题他却完全是个外行，他不知道士兵也是不可以随便乱用的。
且说泾州士兵对于在原州修城一事非常不快，他们说：“我们作为国家西北方的屏障已经十多年了。一开始驻扎在鄜州（今陕西省延安市富县），才刚开了两片地（军屯），稍微稳定一点，朝廷又把我们迁往泾州（在今甘肃省平凉市泾川县北）。我们在泾州披荆斩棘，才刚建好司令部，屁股还没坐暖和呢，现在又往塞外赶。我们有罪吗？要这样折腾我们？！”
也赶上那个李怀光性格暴躁，经常因为小过错就处死部下，泾州副将刘文喜就利用士兵们怨恨的心情聚集作乱，拒不接受朝廷命令，还联名要求罢免李怀光，让段秀实重新担任泾州节度使。杨炎当然不肯让段秀实再回去，于是改派朱泚去掌管泾州兵马，刘文喜却仍然不肯接受诏命。泾州有强兵二万，刘文喜就在建中元年（780年）四月起兵作乱，还把自己的儿子送去土蕃做人质，请求土蕃派兵支援。很多朝廷重臣都害怕出乱子，说不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下诏赦免刘文喜之罪算了。可是杨炎坚决不肯答应，他撺掇着唐德宗派朱泚、李怀光等军前往讨伐。五月份，朱泚等人包围了泾州城，随即刘文喜被部下刘海宾所杀，有惊无险，动乱平息。
动乱虽然平息了，但全是因为杨炎一意孤行，先要修筑原州城，进而临阵撤换泾州的主将段秀实，这才惹出了这场乱子。经过此事，朝臣们更加厌恶杨炎，就连德宗对他的信任也开始打了折扣——当然，原州城最终也没能重修起来。
●杨炎的奸恶
杨炎最为后世所诟病的事情，就是开篇提到过的，陷害并且杀死了宰相刘晏。刘晏此人和杨炎相同，都是理财的能手，“安史之乱”以后，全靠了刘晏调度得当，掌握四方物价，变通有无，才使国家财政不至于彻底崩溃。他身为宰相，又兼盐铁使、转运使、青苗使等职，前后理财达二十年之久。
杨炎当吏部侍郎的时候，刘晏担任吏部尚书，两人都是臭脾气，自视过高，目中无人，所以碰在一起，经常拍桌子瞪眼睛闹矛盾。后来代宗杀元载，就是派的刘晏等人前往审理案情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刘晏是杀死杨炎“恩相”的凶手，也是因为元载倒台而使杨炎被贬的罪魁祸首。
所以当杨炎当上宰相以后，这个记仇的家伙就磨刀霍霍，打算找刘晏报仇。他打听到德宗还在当皇太子的时候，代宗最宠爱独孤妃，以及独孤妃所生的韩王，于是宦官刘清潭就建议立独孤妃为皇后，又说韩王生有灵异，应当立为太子。为了说动代宗，刘清潭还曾经信口胡吹说：“宰相刘晏也是这个意思。”
听到这一传言的杨炎立刻行动起来，他在拜见德宗的时候故意涕泪横流，感叹说：“多亏祖宗神灵保佑，先帝和陛下之间的关系没有被小人所离间，否则刘晏、黎干等人妄图废立，动摇社稷，奸谋就会得逞了。现在黎干伏诛，刘晏还在，臣担任宰相，不能除掉奸臣，这是我的大罪呀！”
黎干本任京兆尹，德宗刚继位，他就和掌权的宦官刘忠翼勾勾搭搭，德宗怀疑他们想谋反，就将两人全都贬出京城，不久后更干脆赐死了事。封建帝王最怕有人想动摇自己的宝座，所以德宗听到杨炎那么一说，立刻警惕起来，向大臣询问，刘晏究竟有罪无罪。当时崔祐甫还在，他回答说：“陛下登基，天下大赦，怎能再因为一些未必确实的流言蜚语而治大臣的罪呢？”朱泚、崔宁等人也都帮忙刘晏说好话。
崔祐甫是首相，也是杨炎的大恩人，朱泚为卢龙节度使，在藩镇中威信很高，杨炎不敢拿他们怎么样。于是他向崔宁开刀，把他贬到外地去了。杨炎一计不成，心生二计，对德宗建议说：“尚书省是政府的主要机构，行政权都应该统归尚书省，可是现在财政方面分出很多‘使’，削弱的尚书省的权力。如今应该恢复旧制。”德宗认为有理，就罢免了刘晏的转运使、青苗使、盐铁使等职务。建中元年（780年），杨炎藉口刘晏奏事不实，欺瞒皇帝，把他贬为忠州（在今重庆市万州区西南）刺史。忠州当时归荆南地区管辖，于是杨炎就任命和刘晏有仇的庾准担任荆南节度使，让他盯着点刘晏。庾准为了报仇，更为了拍宰相的马屁，就诬告说刘晏写信给朱泚请求营救，言语中对朝廷极为不满，还说刘晏在州中大肆招兵买马，意图谋反。奏章递到杨炎手里，杨炎对德宗说：“我都调查过了，确有其事。”德宗信以为真，就派宦官前往忠州，赐死了刘晏。
当时朝野上下都认为刘晏冤枉，而淄青节度使李正已听说此事，更是三番四次上书德宗，老实不客气地询问：“刘晏究竟有什么罪？”杨炎害怕得罪这些手握重兵的节度使，就派遣心腹裴冀、孙成等人前往东都、河阳、魏博、泽潞等地，以安抚节度使为名，向他们解释说：“刘晏当初曾经和奸臣勾结，想要立先帝的独孤妃当皇后，所以皇帝厌恶他，将其处死。不是因为别的事情，也和宰相杨炎毫无关系。”
这是杨炎一生中所干的最昏聩、最糊涂，也最混蛋的一件事情。从来封建帝王不怕臣子不干好事，只要不动摇自己的宝座就行了，就算是绝世奸佞（比如后来的卢杞），皇帝也都能够大肚包容。可是一旦舆论对朝政不满，身为臣子就应该为皇帝“分谤”，把过错都揽到自己身上，表明皇帝永远正确，杨炎不但不这样干，反而倒过来，把过错都推到皇帝身上去，这是德宗所绝对无法容忍的。
从此德宗就对杨炎心生厌恶，再不放心让他一人独大了，想要找个同样能干的人来分杨炎的权。就这样，半张蓝脸的卢杞得以爬到了宰相的高位。
●鬼门关
建中二年（781年）六月，唐政府发兵讨伐割据湖北西部的节度使梁崇义，这件事成为了杨炎的催命符。
梁崇义时为山南东道节度使，拥兵自守，根本就不把朝廷放在眼里。德宗继位后，多次进行招抚，那意思是：反正朝廷也拿你没办法，你已经当上土皇帝了，那就低个头，给朝廷点面子吧。可是梁崇义一点都不退让，甚至在德宗三催四请之后，也不肯入朝觐见。德宗实在受不了了，就派淮西节度使李希烈率领各军前往讨伐。
杨炎并不反对用兵，但反对这一人事安排，他对德宗说：“李希烈原本是淮西节度使李忠臣的养子，忠臣对他无比信任，他却最终驱逐忠臣而自立。这人野心很大，心肠也硬，平常没有功劳尚且强横不法，一旦讨灭了梁崇义，他更要抖威风了，到时候朝廷又该怎么制约他呢？”杨炎数次上书反对，反复争论，可是德宗已经不相信他了，所以坚决不听。
话说从前，杨炎从道州司马任上回归朝廷的时候，曾经经过梁崇义的辖区，他劝说梁崇义前往京城去觐见德宗，梁崇义不肯听从。此后，杨炎当了宰相，又多次派自己的亲信去劝说梁崇义，也都没能达成效果。所以很多官员都认为是杨炎促使梁崇义反叛的，而在德宗想来，杨、李二人如此频繁交往，未必没有什么密谋，现在杨炎又反对李希烈领兵前往讨伐梁崇义，不会是找藉口为梁崇义说话吧？于是从此德宗更不信任杨炎了。卢杞就趁着这个机会大肆培植党羽，打击杨炎一派，最后促使唐德宗罢免了杨炎的宰相职位，光挂一个尚书左仆射的职衔。虽然不再是宰相了，可是尚书左仆射比杨炎原本的中书侍郎的官位，在名义上还要高一级，所以杨炎入朝谢恩。可是谢恩罢，他匆匆赶回家去，没有按规定前往中书省去拜见宰相卢杞。在杨炎想来：我讨厌卢杞那家伙，能不见就不见。而在卢杞看来：你都不是宰相了还那么大架子，看不起我。哼，我会让你好受的！
于是如开篇所言，卢杞派严郢当御史大夫，彻查杨炎的儿子杨弘业违法乱禁的案件，并且最终把杨炎也扯了出来。他们给杨炎判的是死罪，可是德宗认为杨炎卸任宰相时间还不长，擅杀宰相，恐怕会引发朝局动**，于是下诏说：
“尚书左仆射杨炎凭藉文学才能位居要职，但他不思竭诚效忠，只管结党营私，为自己谋利，祸害了国家。如此有负朝廷和皇帝的行为，实在难以宽宥。但为了顾全大局，现在法外施恩，贬杨炎为崖州司马。”
虽然名义上是贬到外地去做小官，但崖州在大唐朝的最南端，开发很晚，人口稀少，秩序混乱，到那里去当官和流放也没有区别。杨炎就这样被宦官押送着前往南方，路经一个山口，地势非常险恶，他问向导：“这里叫什么名字？”向导说：“俗称‘鬼门关’。”于是杨炎仰天长叹，口占一诗：
“一去一万里，千知千不还。崖州何处是，生度鬼门关。”
然而他离开鬼门关，往前走了不远，眼看再有一百里地就可以到达崖州了，突然朝廷又快马传来了诏旨。原来卢杞誓要取杨炎性命才安心，于是反复劝说唐德宗，终于让德宗下诏，将杨炎当场缢死——享年五十五岁。
杨炎做唐朝的宰相，前后还不到两年的时间。这两年里，他制定和颁布“两税法”，做了很多实事，可是同时也引发泾州兵作乱，还害死了前宰相刘晏。对于李唐王朝来说，杨炎的功过实在很难划分，究竟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但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一，杨炎非常有才华，尤其在财政方面是当时不可多得的人才；二，杨炎个人品德非常糟糕，不但高傲、记仇，而且公报私仇，这也直接导致了他的被杀。所以说，杨炎是个财政主管之才，他恐怕根本就不适合当宰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