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的兴起
载淳即位以后，清政府利用湘军、淮军将太平军、捻军镇压下去，但域外豺狼正虎视眈眈窥视着中国的一举一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的洗劫，清廷从惨败中得到教训，几个蕞尔小国，战胜天朝大国，凭借的是坚船利炮，应师夷长技以制夷；另外，门户洞开，各个通商口岸，洋商洋货涌入中国，闭关锁国早已不合时宜，有必要与洋人打交道。清政府的洋务派为达到“自强”目的，提出了许许多多改革方案，拉开了洋务运动的序幕。
洋务运动是清政府发动的学习西方技艺、自救图强的运动。洋务运动一开始，便得到两宫太后和恭亲王奕的支持，中坚力量则是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以及后来的张之洞等人。洋务运动，开始以国防军事为重点，购进洋枪、洋炮、洋舰，引进洋人以西法练兵。
在洋务运动中，清廷内部的大臣主要分为顽固派和洋务派两大派别。顽固派认为，只要牢牢地保持“中国数千年礼义廉耻之维”，就能得“人心”，认为只要牢牢守住孔孟之道，就能制胜一切强敌；洋务派主张“中体西用”，认为既要守住孔孟之道，又要学会西方的科学技术，并且认为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有效地对付外来侵略。
在洋务运动中，洋务派与顽固派进行了长期而又激烈的论战，在这种争论中，曾国藩作为洋务运动的首倡者，自然地当起了迎战顽固派的先锋。一是他较为清醒地认识到了侵略者的本质，不仅看到了“洋人遇事专论强弱，不论是非。兵力愈多，挟制愈甚”的现象，而且认识了这种现象的本质：“惟利居奇，是其本性。”他早已看出帝国主义的本质是掠夺；二是曾国藩较为清醒地认识到了西方的长处。他对于西方一些先进之处敢于承认，敢于学习。他亲眼目睹外国侵略者正是凭借“轮船之速，洋炮之远”而横行无忌的，从而决心以“师夷”之手段，达“制夷”之目的；三是曾国藩重视武器和人的有机结合，不是唯武器论者。顽固派把洋务派学习制造使用先进武器，攻击成是“唯武器论”。曾国藩认为，“自强之道，讲求之术有三：曰制器，曰学技，曰操兵。”他把“制器”作为“自强”的重要手段之一。他兴办近代军工，制船铸炮，制作洋器，更说明他把武器这一战争中的重要因素摆到了要紧的位置。但曾国藩又认为：“制胜之道，实在人而不在器。”他从国情出发，以当时拥有的旧式兵器为主要器械，并重洋枪洋炮，相互为用。他说，“吾以洋枪比诗赋杂艺，而以劈山炮、抬、鸟比经书八股……亦一大机括也。”总之，他认为：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决定的因素是人，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取胜之本在于将“制器”“学技”“操兵”有机地结合起来。曾国藩作为洋务派的首领，在与顽固派的激烈斗争中，表现出了“站得高，看得远”的超众之处。李鸿章对时局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他知道中国不可能再闭关自守了。西方列强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中国已经成为了西方各国嘴边的一块大肥肉，稍有不慎，饿狼就会群起而扑之。在李鸿章看来，以当时的中国实力来应对“船坚炮利”的西方列强，无异于以卵击石。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李鸿章认为，中国要避免灭亡，只有如魏源所说的“师夷长技以制夷”。
李鸿章是洋务派中最先从行动上向西方学习的人。早在镇压太平天国期间，李鸿章就叹于洋武器的威力，惊呼“真神技也”，视为“攻城利器”。他觉得，中国之所以落后挨打，是因为兵器不够先进，必须引进西洋武器。“我能自强则彼族不敢妄生觊觎，否则后患不可思议也”。自此，他立志自强创办中国人自己的兵工厂。
洋务运动初期，他先后创建二十多所兵工厂，其中最有示范性和实力的是江南制造总局。江南制造总局，于同治四年（1865年），在曾国藩的支持下由李鸿章在上海建立，是中国第一个大型兵工厂，主要生产枪炮、弹药、水雷和小型船舰，还附设译书馆，翻译西文书籍，拥有工人两千多人。江南制造总局“光觅巧匠，讲求制器及制器之器，击锐催坚”实力最雄厚，能够仿制洋炮、洋枪，制造出的无烟火药达到了世界水平。除此之外，李鸿章创办或接办的工厂比较著名的还有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和天津机械局等。到了洋务运动后期，面对军事工业存在的资金、燃料短缺、交通运输等问题，李鸿章还创办了民用企业辅助军事工业，如上海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上海织布局和漠河金矿。
李鸿章在军事上最大的成就无疑就是建立中国第一支近代化海军北洋水师。由于晚清所面对的西方列强都是海上大国，在一次又一次被坚船利炮轰开国门的无情事实面前，李鸿章意识到，如果没有一支强大的海军来保卫国家，中国永远只能是被动挨打。所以他下定决心，建立了一支可以和当时西方各国海军相抗衡的强大海军。北洋水师建立后，李鸿章为了提高水师的战斗力水平，雇佣了一些外国军官来训练水师，建立了北洋水师学堂，培养海军人才，并在其他地方也相继创办了很多海军学堂。
左宗棠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就已经注意了解“夷情”了。左宗棠了解夷情是为了对付外国侵略者，因此，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他就针对“泰西各国，火轮兵船直达天津，藩篱竟成虚设，星驰飚举，无足当之”的严重被动局面，积极主张中国应该制造轮船，筹建新式海防，以便“师其长以制之”。渐渐地，他开始把早年的主张付诸实施，积极筹备自造轮船。同治五年（1866年），经清朝政府的批准，他在福州设立马尾船政局，正式建立了近代中国第一个大型的新式造船厂，马尾船政局改变了以往中国旧式海船无法与西方列强的火轮船相匹敌的境况，积极学习西方，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海防面貌。张之洞，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人，幼年禀赋聪慧、才思敏捷，受过严格的儒家思想的教育熏陶。张之洞主要从两块进行洋务运动，一块是主要实业，一块是设办新式学堂。张之洞督办并建设了芦汉铁路，这条铁路起于卢沟桥，止于武汉，也就是现在著名的京汉铁路，铁路之利，最大的好处就是能助民生。芦汉铁路修建成功，为重工业做了铺设。此外，张之洞还大力兴办新学堂，引进人才；张之洞送出的留学生不计其数，为中国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人才。他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政治主张；在工业上，创办了钢铁厂、枪炮厂、煤矿厂、棉纺厂等多个企业促进发展。
洋务运动期间，洋务派相继创办了几十个近代化的军工、民用企业，组建了近代化的海军，成立了传播西学的学堂。在世界侵略者频繁入侵，商战、兵战蜂拥而至，民族危机日渐加深的形势下，这些做法无疑是进步的。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为清朝带来了“中兴”的局面，然而，同治帝与这一切毫无关系。
洋务运动是清政府发动的学习西方技艺、自救图强的运动。洋务运动一开始，便得到两宫太后和恭亲王奕的支持，中坚力量则是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以及后来的张之洞等人。洋务运动，开始以国防军事为重点，购进洋枪、洋炮、洋舰，引进洋人以西法练兵。
在洋务运动中，清廷内部的大臣主要分为顽固派和洋务派两大派别。顽固派认为，只要牢牢地保持“中国数千年礼义廉耻之维”，就能得“人心”，认为只要牢牢守住孔孟之道，就能制胜一切强敌；洋务派主张“中体西用”，认为既要守住孔孟之道，又要学会西方的科学技术，并且认为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有效地对付外来侵略。
在洋务运动中，洋务派与顽固派进行了长期而又激烈的论战，在这种争论中，曾国藩作为洋务运动的首倡者，自然地当起了迎战顽固派的先锋。一是他较为清醒地认识到了侵略者的本质，不仅看到了“洋人遇事专论强弱，不论是非。兵力愈多，挟制愈甚”的现象，而且认识了这种现象的本质：“惟利居奇，是其本性。”他早已看出帝国主义的本质是掠夺；二是曾国藩较为清醒地认识到了西方的长处。他对于西方一些先进之处敢于承认，敢于学习。他亲眼目睹外国侵略者正是凭借“轮船之速，洋炮之远”而横行无忌的，从而决心以“师夷”之手段，达“制夷”之目的；三是曾国藩重视武器和人的有机结合，不是唯武器论者。顽固派把洋务派学习制造使用先进武器，攻击成是“唯武器论”。曾国藩认为，“自强之道，讲求之术有三：曰制器，曰学技，曰操兵。”他把“制器”作为“自强”的重要手段之一。他兴办近代军工，制船铸炮，制作洋器，更说明他把武器这一战争中的重要因素摆到了要紧的位置。但曾国藩又认为：“制胜之道，实在人而不在器。”他从国情出发，以当时拥有的旧式兵器为主要器械，并重洋枪洋炮，相互为用。他说，“吾以洋枪比诗赋杂艺，而以劈山炮、抬、鸟比经书八股……亦一大机括也。”总之，他认为：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决定的因素是人，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取胜之本在于将“制器”“学技”“操兵”有机地结合起来。曾国藩作为洋务派的首领，在与顽固派的激烈斗争中，表现出了“站得高，看得远”的超众之处。李鸿章对时局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他知道中国不可能再闭关自守了。西方列强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中国已经成为了西方各国嘴边的一块大肥肉，稍有不慎，饿狼就会群起而扑之。在李鸿章看来，以当时的中国实力来应对“船坚炮利”的西方列强，无异于以卵击石。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李鸿章认为，中国要避免灭亡，只有如魏源所说的“师夷长技以制夷”。
李鸿章是洋务派中最先从行动上向西方学习的人。早在镇压太平天国期间，李鸿章就叹于洋武器的威力，惊呼“真神技也”，视为“攻城利器”。他觉得，中国之所以落后挨打，是因为兵器不够先进，必须引进西洋武器。“我能自强则彼族不敢妄生觊觎，否则后患不可思议也”。自此，他立志自强创办中国人自己的兵工厂。
洋务运动初期，他先后创建二十多所兵工厂，其中最有示范性和实力的是江南制造总局。江南制造总局，于同治四年（1865年），在曾国藩的支持下由李鸿章在上海建立，是中国第一个大型兵工厂，主要生产枪炮、弹药、水雷和小型船舰，还附设译书馆，翻译西文书籍，拥有工人两千多人。江南制造总局“光觅巧匠，讲求制器及制器之器，击锐催坚”实力最雄厚，能够仿制洋炮、洋枪，制造出的无烟火药达到了世界水平。除此之外，李鸿章创办或接办的工厂比较著名的还有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和天津机械局等。到了洋务运动后期，面对军事工业存在的资金、燃料短缺、交通运输等问题，李鸿章还创办了民用企业辅助军事工业，如上海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上海织布局和漠河金矿。
李鸿章在军事上最大的成就无疑就是建立中国第一支近代化海军北洋水师。由于晚清所面对的西方列强都是海上大国，在一次又一次被坚船利炮轰开国门的无情事实面前，李鸿章意识到，如果没有一支强大的海军来保卫国家，中国永远只能是被动挨打。所以他下定决心，建立了一支可以和当时西方各国海军相抗衡的强大海军。北洋水师建立后，李鸿章为了提高水师的战斗力水平，雇佣了一些外国军官来训练水师，建立了北洋水师学堂，培养海军人才，并在其他地方也相继创办了很多海军学堂。
左宗棠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就已经注意了解“夷情”了。左宗棠了解夷情是为了对付外国侵略者，因此，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他就针对“泰西各国，火轮兵船直达天津，藩篱竟成虚设，星驰飚举，无足当之”的严重被动局面，积极主张中国应该制造轮船，筹建新式海防，以便“师其长以制之”。渐渐地，他开始把早年的主张付诸实施，积极筹备自造轮船。同治五年（1866年），经清朝政府的批准，他在福州设立马尾船政局，正式建立了近代中国第一个大型的新式造船厂，马尾船政局改变了以往中国旧式海船无法与西方列强的火轮船相匹敌的境况，积极学习西方，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海防面貌。张之洞，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人，幼年禀赋聪慧、才思敏捷，受过严格的儒家思想的教育熏陶。张之洞主要从两块进行洋务运动，一块是主要实业，一块是设办新式学堂。张之洞督办并建设了芦汉铁路，这条铁路起于卢沟桥，止于武汉，也就是现在著名的京汉铁路，铁路之利，最大的好处就是能助民生。芦汉铁路修建成功，为重工业做了铺设。此外，张之洞还大力兴办新学堂，引进人才；张之洞送出的留学生不计其数，为中国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人才。他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政治主张；在工业上，创办了钢铁厂、枪炮厂、煤矿厂、棉纺厂等多个企业促进发展。
洋务运动期间，洋务派相继创办了几十个近代化的军工、民用企业，组建了近代化的海军，成立了传播西学的学堂。在世界侵略者频繁入侵，商战、兵战蜂拥而至，民族危机日渐加深的形势下，这些做法无疑是进步的。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为清朝带来了“中兴”的局面，然而，同治帝与这一切毫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