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慈禧太后的阴影下实行“新政”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四月初八，都察院门前人生鼎沸，热闹非凡，成群的北京居民涌向这里。原来，在北京参加会议的各省举人一千多人，联名写了一封万言书，要求都察院转呈皇帝。在这封万言书里，举人们强烈要求惩办卖国贼和临阵脱逃的将领，表示了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注，并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的政治主张，但这封上书皇帝并没有收到。这就是有名的“公车上书”。
康有为和梁启超通过这次上书活动，逐步团结了一批爱国的进步的知识分子，形成了资产阶级第一个政治派别——维新派。大清帝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失败，这一事件极大地刺痛了载湉，他命左右将传统的治国经书付之一炬，并身体力行，开始学习英语，以此表明改革旧弊，向西方学习的态度。已经触摸到世界发展脉搏的载湉深刻地意识到，大清必须顺应世界大势，除弊更张，变法图强。
此时，整个社会蕴藏着不可遏制的变革力量，康有为又写了上皇帝第三书，言辞恳切，发人深省。这封上书递到了光绪皇帝手里，光绪皇帝看完康有为的上书，仿佛看到了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之路，马上命令誊抄分送慈禧、军机处，从此维新派开始取得了光绪皇帝的支持。在国家危难日深的岁月，奋发图强成为关心国家命运的官员士大夫们共同心声，即使一些顽固派官僚，也意识到走老路已经行不通了。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四月二十三，光绪皇帝颁发了《明定国是诏》，由此揭开了变法自强的序幕。变法是得到了慈禧的首肯以后才得以全面推进的，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清政府陷入内忧外患的危局，政府推行的经济改革陷于停顿。慈禧从未感到如此的无力，而此时朝廷上下对皇帝进行变法的呼声很高，年轻的皇帝又强烈地表现出走上政治前台的欲望，如果逆势而动，反对变法，必将使自己陷入不义。精明的慈禧顺水推舟，将危局交给了光绪皇帝。
从颁布《明定国是诏》之日起，诏书像雪片一样飞向全国上下。皇帝的诏书下发以后，遇到了强烈抵制，除极少数地方巡抚遵旨进行了一些零星变革之外，大部分地方官僚将其束之高阁。即使以新人物著称的洋务派官员湖广总督张之洞，也对变法持反对态度。像张之洞这样的通达人士，尚且对变法维新持观望与抵触的态度，那些守旧派官僚更是对新政令置若罔闻，有的甚至公开阻挠维新措施的贯彻。两广总督谭钟麟，不仅公开违抗光绪皇帝的指令，还宣称全省有谈时务者，将不委差使。
变法维新，阻力重重。年轻的光绪皇帝，将这种改革上的挫败归咎于慈禧，认为变法不能推行的原因，在于后党旧臣的阻拦，而自己从慈禧那里得到的所谓办事的承诺，根本就是一句无法兑现的空谈。实际上，慈禧为了在颐和园中可以控制这场变法的方向，在变法刚刚开始4天时，就拿掉了载湉最重要的智囊——翁同龢。帝师翁同龢，既有兼济天下的政治理想，又对官场规则谙熟于心，更深刻理解载湉与慈禧母子之间相互制约又依赖的关系。他既是引导皇帝走上变法道路的精神导师，也是帝后矛盾最有效的调和者，更是光绪皇帝身边唯一筹划新政的权臣；显然，没有了翁同龢的指引，年轻的光绪皇帝更加难以驾驭变法大局。翁同龢离开后，皇帝的身边出现了权力空缺，而新晋进士康有为在此时填补了进来。此时的康有为尽管早已因公车上书，鼓吹新政而誉满京城，但与翁同龢相比，却缺乏成熟的政治能力，不仅对复杂的宫廷政治不够了解，更对帝后母子之间复杂而又微妙的关系知之甚少。此种情形之下，康有为将光绪皇帝直接推向了慈禧的对立面。
在变法开始之前，康有为就认为，变法本原，非自京师始，非自王公大臣始不可，他主张对整个清政府上层官僚机构动一次手术，首要目标就是阻碍新政的慈禧班底。礼部尚书怀塔布成为康有为手术刀下的第一人。怀塔布扣留了下级官员条陈新政的奏折，载湉抓住这个机会，以阻碍新政的名义，将怀塔布等礼部六堂官一并革职。礼部尚书怀塔布是慈禧的心腹，而礼部是清廷的议事机构，这是慈禧留在载湉身边的重要耳目。
罢免礼部旧官员之后，载湉迅速改组礼部，换上了杨锐、谭嗣同等4名维新派官员授以四品卿衔，并以赐其在军机处行走的形式，使维新派官员有了直接参与军国大事的资格。然而，载湉并不满足于裁撤几个官僚机构，他要把改革向更深的层次推进。康有为进一步建议，在既有体制之外，另行成立一个议政中心，取代清廷政治决策中心军机处，培植自己的政治力量，为变法另辟蹊径。
康有为和梁启超通过这次上书活动，逐步团结了一批爱国的进步的知识分子，形成了资产阶级第一个政治派别——维新派。大清帝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失败，这一事件极大地刺痛了载湉，他命左右将传统的治国经书付之一炬，并身体力行，开始学习英语，以此表明改革旧弊，向西方学习的态度。已经触摸到世界发展脉搏的载湉深刻地意识到，大清必须顺应世界大势，除弊更张，变法图强。
此时，整个社会蕴藏着不可遏制的变革力量，康有为又写了上皇帝第三书，言辞恳切，发人深省。这封上书递到了光绪皇帝手里，光绪皇帝看完康有为的上书，仿佛看到了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之路，马上命令誊抄分送慈禧、军机处，从此维新派开始取得了光绪皇帝的支持。在国家危难日深的岁月，奋发图强成为关心国家命运的官员士大夫们共同心声，即使一些顽固派官僚，也意识到走老路已经行不通了。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四月二十三，光绪皇帝颁发了《明定国是诏》，由此揭开了变法自强的序幕。变法是得到了慈禧的首肯以后才得以全面推进的，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清政府陷入内忧外患的危局，政府推行的经济改革陷于停顿。慈禧从未感到如此的无力，而此时朝廷上下对皇帝进行变法的呼声很高，年轻的皇帝又强烈地表现出走上政治前台的欲望，如果逆势而动，反对变法，必将使自己陷入不义。精明的慈禧顺水推舟，将危局交给了光绪皇帝。
从颁布《明定国是诏》之日起，诏书像雪片一样飞向全国上下。皇帝的诏书下发以后，遇到了强烈抵制，除极少数地方巡抚遵旨进行了一些零星变革之外，大部分地方官僚将其束之高阁。即使以新人物著称的洋务派官员湖广总督张之洞，也对变法持反对态度。像张之洞这样的通达人士，尚且对变法维新持观望与抵触的态度，那些守旧派官僚更是对新政令置若罔闻，有的甚至公开阻挠维新措施的贯彻。两广总督谭钟麟，不仅公开违抗光绪皇帝的指令，还宣称全省有谈时务者，将不委差使。
变法维新，阻力重重。年轻的光绪皇帝，将这种改革上的挫败归咎于慈禧，认为变法不能推行的原因，在于后党旧臣的阻拦，而自己从慈禧那里得到的所谓办事的承诺，根本就是一句无法兑现的空谈。实际上，慈禧为了在颐和园中可以控制这场变法的方向，在变法刚刚开始4天时，就拿掉了载湉最重要的智囊——翁同龢。帝师翁同龢，既有兼济天下的政治理想，又对官场规则谙熟于心，更深刻理解载湉与慈禧母子之间相互制约又依赖的关系。他既是引导皇帝走上变法道路的精神导师，也是帝后矛盾最有效的调和者，更是光绪皇帝身边唯一筹划新政的权臣；显然，没有了翁同龢的指引，年轻的光绪皇帝更加难以驾驭变法大局。翁同龢离开后，皇帝的身边出现了权力空缺，而新晋进士康有为在此时填补了进来。此时的康有为尽管早已因公车上书，鼓吹新政而誉满京城，但与翁同龢相比，却缺乏成熟的政治能力，不仅对复杂的宫廷政治不够了解，更对帝后母子之间复杂而又微妙的关系知之甚少。此种情形之下，康有为将光绪皇帝直接推向了慈禧的对立面。
在变法开始之前，康有为就认为，变法本原，非自京师始，非自王公大臣始不可，他主张对整个清政府上层官僚机构动一次手术，首要目标就是阻碍新政的慈禧班底。礼部尚书怀塔布成为康有为手术刀下的第一人。怀塔布扣留了下级官员条陈新政的奏折，载湉抓住这个机会，以阻碍新政的名义，将怀塔布等礼部六堂官一并革职。礼部尚书怀塔布是慈禧的心腹，而礼部是清廷的议事机构，这是慈禧留在载湉身边的重要耳目。
罢免礼部旧官员之后，载湉迅速改组礼部，换上了杨锐、谭嗣同等4名维新派官员授以四品卿衔，并以赐其在军机处行走的形式，使维新派官员有了直接参与军国大事的资格。然而，载湉并不满足于裁撤几个官僚机构，他要把改革向更深的层次推进。康有为进一步建议，在既有体制之外，另行成立一个议政中心，取代清廷政治决策中心军机处，培植自己的政治力量，为变法另辟蹊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