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中国人的微观能力
外国人刚来中国，雷同是给他们留下的最深的印象。中国人长的像，穿的像，同样呆滞的眼神盯住同样的地方，头上辫子的长度一样，象豆荚里的两粒豆子的形状一样长相都差不多……但是，不需要与中国人有过多交往，只要稍稍接触过中国人的旅行者，无论他多么没眼力，无论他断言中国人还有什么其他特性，都会知道，说中国人毫无生气的雷同，这样的结论是不可靠的。不管两个地方离得有多近，说话口音总会有一些难以解释清楚的有趣差别。这种差别日积月累，最后形成一种新的方言。许多人说中国的孩子从小便会说至少两种语言，即国语与方言。
大智若愚的本性
许多人郑重其事地强调，在中国，尽管写出的字一样，但各地的人讲出的话却大有不同。不只是在语音语调，甚至潜词造句也有很大的不同，有时候差别之大就如同拉丁语系与东语系。中国人的姓氏差别也不是外国人所能预料的，百家姓让外国人总是觉得中国人的名字毫无规律可言。我们还经常受到提醒说，各地的风俗也有这种差异，同样的一个手势动作，在不同的地方表达的意思可能是完全相反。用现时中国人的俗话来说，就是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这样的事实随处可见。在西方，度量衡的统一是生活舒适的保障；而在中国，度量衡的不统一，却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西方人往往不习惯双重标准的存在，但中国人却乐于此道。两种货币、两种衡器、两种尺度，中国人看来很自然，也很正常，根本不必提出异议。中国人的鞋码，重量，温度，分数……都普遍存在着两种甚至是多种不同的衡量标准。有人去问—个卖肉饼的人每天做多少只饼，他回答说要用“一百斤面粉”，至于这些面粉究竟能做成几张饼，就留给聪明的提问者自己去估算了。相似的情况还有，有人去问一个农民他的一头牛有多重，开始时他说的重量明显比不合常理的偏轻，后来他解释说，忘了算上骨头的分量了！只有在卖牛肉时才有人关心牛的重量，而那时所关心的当然只是去除了骨头的重量。有人问一个仆人的身高，但他报出的身高明显不对，再问他，他才承认没算上肩膀以上部分。因为他当过兵，负重时锁骨的高度才是重要的。中国士兵除了脑袋其余各部位都是要派上用场的，因此忽略了脑袋。还有一种计算方法：一个乡下人说他住的地方“离城九十里地”，仔细追问之下才知道他是算来回路程，他最后承认实际距离只有“单程四十五里”。
所以不统一中最为明显的，是铜钱的计算，而铜钱是这个国家唯一的货币。在国家的任何地方，这个系统都是十进位制，这是大家熟悉的最简便的计算方法。但是，就是有人把一百个铜钱叫做一串钱，大概这个地方的人一百个铜钱总是习惯性的被人们串成一串，方便携带也方便计量吧。而如果四处走走便很容易地发现一串钱其实有各种各样的数量，多少均没有规则，也无从解释。从一百到九十九、九十八、九十六、八十三（山西省会），一直到三十三个（直隶省东部），可能在其他地方还有更少的。银两买卖的情况，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没有两个地方的“两”是一样的，除非巧合。同一个地方也有许许多多不同的“两”。外来人都会因此而有所损失，除非你是专门研究银子交换的人。货币始终混乱，其动机是明显的。事实证明这给所有诚实的人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烦恼，而在中国，许多人都是老实巴交的百姓。但我们现在只谈事实，不解释动机，即货币衡量标准以及其他衡量标准千差万别的原因。各种度量标准，全都这样混乱。斗，也是一个地方与一个地方不同。利用这种混乱为谷物交收时的横征暴敛提供了可能以及借口，政治动乱的爆发是不可避免的，而中国人的平和能够化解这一切，也为这种差别的生存提供了良好的稳定的环境。“世界上都是一品脱等于一品脱，一磅等于一磅”，到了中国就远远不是这样，而成了一“品脱”不是一品脱，一“磅”也不等于一磅。每一种变换都有其稳固的理论基础，而且这种理论还被百姓在实践中运用的相当广泛。比如说，在盐的专卖上，就定出一些霸道无理的度量标准，比如十二两为一斤。买盐的人付十六两的钱，却只拿到十二两盐。但是，这样做是公开的，而且所有卖盐的人都这样做，因此也就无所谓欺骗了，因此一种公认的度量标准就慢慢形成了。
土地的丈量也存在这种情况。一些地方的一亩地，由于长期的从祖宗那流下的惯例，其实只有另一个地方的半亩大小。而那些碰巧住在两个地方的边界上的人，就只好准备两套丈量设备，去测定不同的亩。
到中国旅行的人，往往不弄清当地的斤的实际重量是多少，就去确定比较每斤粮食或棉花的价钱，那是很危险的，因为不同的地方的价格是根本没有对比性可言的。同样道理，统计粮食的亩产，也经常忽略亩并非固定不变这样一个致命的事实。此外，任何一个到中国旅游的人都可以深切体会到中国人对于距离的衡量标准的千差万别。在陆地旅行时，在中国人告诉你的距离以里为单位时，就有必要肯定一下这个里是不是比其他的地方长出来一些，或者其他地方的本来就偏短。我们不否认这样估计距离也有一定道理，我们要否定的是这种算法的不精确、不一致。有这样一种十分普遍的经历：一走上这个国家的大路，里就长了。如果在大路上一天的行程是一百二十里，乡村小路就是一百里，山路就是八十里。此外，即使照中国人看来，这种计算方法依据的也常常不是绝对距离，而是行走的困难程度，困难总使得距离加长，大概相对论可以解释这种状况，但中国人在理论出来之前已经把它运用的相当好了。这样一来，离山顶“九十里”，实际还不到一半，中国人坚持说九十里，因为爬上半山腰与在平地上走九十里费的力气是一样的。另外有个特别的事实，是直线的丈量。也就是说，A到B的距离不一定就等于B到A的距离！欧几里得的基本定理“等量之间彼此相等”在这里是行不通的。在中国，这句话需要插入否定词的修改才会正确。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中国最重要的交通主干道之一，从北到南是一百八十三里，但从南到北是一百九十里，奇怪的是，不管你试过多少次，也不管你怎样仔细地记下里程，每次都是这佯。我们在贝德禄先生的《华西旅行考查记》一文中找到了相同见解，现引述于此，以肯定上述观点：
“比如，两地的距离要看从哪头出发，我们听了之后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分别询问所有的人，也都这样说。这样，从A到B一致同意是一里，从B到A却一致同意是三里。一位有文化的当地人这样解释：运对取决于每里多少钱，很明显，苦力背东西上山应该多付点钱，这样一来，如果按照道路的陡峭程度来计算工钱，就很麻烦。而把难走或陡峭的路假定长一些，对双方来说都要方便得多了。事情就是这样，如今所有的能行者都要认可这个距离。但是，我抗议说：‘用这个方法，下雨天和晚上都要加长路程了。’‘一点不错，是要加点儿钱。’这个办法当地人是方便了，但旅行者却一直恼火。还有这样算距离的：平地上，规定的一里算两里，一般山路一里算五里，陡峭山路一里算十五里。云南人作为善良的山里人，常常缩短平地上的距离，因为那里平地太少，几乎没有。因此，旅行者不必为此伤神，尽可以把那儿的一里看作五里，只是陡峭山路除外。”
立德先生在《通过长江三峡》一书中提到一段水路，顺流而下是九十里，逆流而上是一百二十里。他估计三点六二里为规定的一里，或者说，“百五十里等于一个纬度。
另外一种数学知识上的真理与此相似，在全世界都能行的通的“整体等于部分之和”也不正确。在河上航行更是这样，问一下知道前面还有四十里路，仔细分析之后，这个四十是由两个十八构成的。令人哑口无言的说法是：“四个九等于四十，对不对？”同样，“三个十八”就成了六十，与此相关问题的回答大体上都是如此。我们听说过这样一件事：一位官邮邮差没有按规定时间跑到，他辩解说这个六十里简直太长了。为了分辨他的辩解的正确性，他的上司命人重新测量一遍，结果发现实际是八十三，从此这段路程就按八十三里来算了。
几个“三里村”分别坐落于城市周围一到六里不等的地方。人们还会注意到，一段约为一里长的路，如果路两旁盖有房子，就成了五里，村里人还肯定地说就是五里。
做秤的人根据每位顾客的愿望来刻点（称为“星”）。他的每位顾客都至少有两种秤，一种用于买进，一种用于卖出。标准完全出于主观意愿。一杆做好的秤是没有人买的，因为刻星的标准随着买主的不同而不同，根据每位购买者的要求当场刻定的秤才有市场，因为这样的标准才算是真正“准确”的标准。
“差不多”与“差得多”的判断力
年龄的计算也可以反映出中国人计量标准的特点。一个去年刚刚七十岁的老人今年就已经“七八十岁”。事实上，在中国，一个人刚过七十，他就是奔八十的人，也就算八十岁了。中国人喜欢用这种“宽泛的平均年龄”来作为自己的实际年龄。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常常给人非常模糊的概念。不少人“一二十岁”、“没几十岁”，或者“好几十岁”，你很难在中国碰到一个会确切地说出年龄的人。“十”已经是一种计量单位，如同我们的“一”一样风行。同样的模糊还扩展到“百”、“千“、“万”这些中国平时所用的极限数字。中国人不关心更为精确的表达方法，只要告诉他大概是几十或是几百几千便已足够。即使一位中国人想说确切，那么他所说的确切是一种让人产生误解的确切，他讲的年龄也似乎是下一个春节之后的年龄——春节成了全体中国人的生日，很多父母在春节的那天都会对孩子说“你又大了一岁”之类的话。中国人的四舍五入的概念与我们完全不同，不过五也能往前进一位甚至几位，甚至是一个数量级。一位在中国生活了一段时间后要回国的先生，他们的中国朋友送给他的同样年龄的母亲及丈母娘各一副漂亮的卷轴。第一幅卷轴上写着“福如东海长流水”和“寿比南山不老松”，下边的一段小字注释说这幅卷轴的接受者已经“七十福寿”。第二副卷轴也是类似的祝贺词句，只是把“七十福寿”换成了“六十荣光”。自然接受者对这两幅卷轴的精巧的设计以及苍健有力的字体大加赞美，只是一个家属小心翼翼地将其中一处疑惑向送礼者提出，明知道两位母亲同岁，却为何一个写七十，一个写六十。典型的中国人的回答方式：“如果每副卷轴都同样写上七十，会显得作者完全没有创造力！”
中国人重视祖籍的社会传统，常常与我们的“准确性”概念相悖，这对于中国人的准确性常常是致命的。一个人告诉我，他“住”在某个小乡村里，但通过他的叙述明显感到他住在城郊。问他后才知道他的确已经不住在那个小乡村了，而且他十九代之前就已经不住在那里了。他所谓的住就是出生，就是曾住过，而且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我们现在不住在那里，但老根还在那里！”
另外有个人，叫我注意看一下他住的小村庄里的那座被他称做是他造的一座古庙，而这座古庙建于三百多年前的明朝，那时的“我”还在混沌世界，在他观念中“祖宗”即“我”，“我”即“祖宗”。
学习汉语的学生碰到的首要问题就是要从汉语大量的同意词中找到符合场合和身份的表达方式。中国人的整个思考系统建立在一系列的假设之上，这些假设与我们所习惯的假设有着天壤之别。中国人很难理解西方人对一切事物都要确切地知道详情的性格，他们常常要问：“你们要知道这些数字有什么用？你们为什么想知道这些数字？”中国人不知道自己住的村庄里有多少户人家，他也不想知道。他只能告诉你这个数字是“几百”、“好几百”，或者“不少”，然而一个确切的数字从来就没有，将来也不会有。
中国人使用数字方面的缺乏精确也同样明显地表现在文字的书写和印刷上。在中国，很难找到一本没有错别字的书，不论是廉价书还是精装书。而留心一下可以发现所误用的字要远比本来应该用的字复杂，这说明这种错误并不是出于人为的故意，因为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想省点力气。这一点只能说明中国人不注重精确，凡是差不多就行了。这种观念造成了做事的不仔细，不严谨。同样的不仔细也十分普遍地出现在常用字的使用上，一个字常被写成另一个与之发音相同的字。这种错误，稍稍识字的人就可以发现，所以我们只能把原因归咎于态度与性格。
漠视精确，在书信的称谓上最明显。一封普通的中国家书总是这样醒目地写着：“父亲大人’”、“慈母大人”、“叔公大人”等等，而“大人”的名讳却从来不被提及。在中国这样一个注重实际的民族中，从不讲求确切，这一点确实让人有些费解。比如说中国人的名字就从不讲求确切，这在世上是独一无二的。中国人有名有姓有字有号，甚至还有谥号，以及官名，小名，乳名……如今则有网名、笔名等，有时候连绰号都可以当名字用。问同一个人他的名字，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心情下，你得到的答案也完全不同，你叫他哪个名字，他都会答应。这样我们就可以解释外国人把一个中国人当做两三个了。此外，中国村庄的名称也不确定，有时会有两三种完全不同的形式，这些名字的地位完全平等，没有哪一个被认为是更“正确”一些。如果其中一个名称是误用，那就轮换着用；或者一个用于官文，一个用于日常交谈；或者把误用当做形容词，与原名放在一起成为一个复合的名称。
不幸的是，中国人的教育缺少理性的内容。中国人从古就是学习四书五经，这就造成了对数字的不敏感以及精确意识的缺乏。化学分子式、天体的运转、工程的计算……这些学习可以培养人们精密的准确性，只是这些内容在中国人的教育体系中是持续的空白。中国第一代化学家可能会失去许多数字，比如把“一二十个结晶体”与“好几十个结晶体”混淆，以及诸如此类的错误，结果导致了始料不及的祸端，或者是一些发现的檫肩而过。中国人的耐心本来有助于他们学会在一切事物中的精确，甚至比其他民族能学的更好，因为他们的耐心是与生俱来并且超过世界上其他任何民族的。但是中国人从来就没有要求精确的意识，因此这个潜力从此就越藏越深了。
如果这个说法正确的话，下面两点也应该是有道理的。第一，我们在研究中国的历史记录时，必须多留一些余地，多长一个心眼，要敢于怀疑，因为中国的数目和数量从来就不精确，很容易就让我们上当。第二，我们还需留对中国的“人口普查”留一些余地，防止以其为名而抬高的种种身价。当我们仔细考虑中国人“人口普查”之后，可以发现它就象一位精明的苏格兰人强烈地意识到“法律了不起的不确定性”之后这样评论美国最高法院：存在一种“对案件的最终猜测”。
缺少“时间感”的闲人
如今流行这样一句话，以鼓励人们提高对时间的利用率以创造更大的财富，就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现代生活的复杂安排以及分工合作的工方式，使得一个人能够完成比前人多的多的工作，不论是从分量还是从种类来说。两次产业革命以及如今的轰轰烈烈的科技革命带来了这个变化，盎格鲁十散克逊人在体质习性方面早就作好了准备。不管我们的祖先有什么习惯，打架斗殴还是无所事事，我们都难以想象会有今天这么一个时代，我们这个种族不被自己的旺盛精力所驱使，去一件接一件地忘我地做事情。我们可以从中国人与西方人在问候语上的不同看出点两个民族的不同。前者碰到熟人时说：“吃饭了吗？”后者说：“做得怎样了（How do you do）？”一方的通常情况是做，另一方则是吃。由此可见，时间就是金钱，这已成为西方人的第二天性；而中国人则与大多数东方人一样，却出奇地空闲，似乎除了吃喝拉撒就无事可干。中国人的一天只分为十二个时辰，这些时辰的名称却不明确，只是指称一天的十二分之一。比如说“午时”是指十一点钟到一点钟。“现在是什么时辰？”一个中国人用英语问，“月亮的中午叫做什么时候？”用稍微明确一点的话来说，他应该这样问：“晚上月上中天之时叫做几点钟？”
中国人日常生活用语中的时间也是模糊不清，“日出时分”与“日落时分”在中国话里还算是个确切的说法，但“午夜”与“正午”却是让人觉得极度含糊。通常由“打更人”来确定的夜晚的时间也是同样模糊，打更人从来就不知道准确的时间，他和普通的中国人并没有什么区别。只有最后一更例外，因为晨曦初现是打这一个更的标志。城市里“打更”的时间间隔也长短不一。中国人对西方人发明的便携式计时器一无所知。就算他们拥有手表，也不用手表去安排日常活动，没有手表让他们更加习惯，我所认识的几个有手表的中国人就是这样，尽管他们过几年还把表擦洗一下，让它保持正常走时。普通人则十分满足于靠太阳高度来定时间，日上一杆，两杆，或者三杆，没太阳就观察猫眼的张缩，这个确定的时间对于日常生活而言已经够准确的了，对于中国人来说已经足够用了。反正他们的观念中至多有小时，而没有分更不用说秒了。
中国人对时间的利用问题，与他们对时间流逝的度量有关。根据西德尼·史密斯的划分，世上有两种人：大洪水前的人与大洪水后的人。后者发现人类的时代在历经近千年之后，已经不能再持续几百年了，因而学会了在短时间内更多地工作，以适应这个环境。相比之下，大洪水前的人无法意识到玛士撒拉②的时代已经过去，他们一如既往地我行我素，似乎生活是由长老安排停当的。
中国人具有“大洪水前的人”的基本特征。像受雇于茶馆用来吸引和挽留顾客那样的好的说书艺人，顾客出出进进，他却一直在讲。使人想起了尼生的长诗《小溪》。唱戏也一样，有时要一连演上好几天，尽管与曼谷的戏剧表演相比要略逊一筹。
有人告诉我们，他曾在曼谷熬过一场长达两个月的戏！曼谷的戏吸引人，人们心甘情愿地把时间花在那上面。中国人的杂耍技艺，如果演得好，也是非常巧妙而有趣的，但致命的是中国的技艺总是在开场之前有一段漫长而无趣的话，念念叨叨，吱吱哑哑。于是，不等表演开始，外国观众就直后悔。更为可怕的是中国的宴席，菜肴的数量和种类都超乎想象，每次宴席结束桌上和开始时差不多，经历过这种宴席的所有外国人都有感到惊恐绝望，因为他们的习惯是主人准备多少就吃多少，剩余是主人的不礼貌，是说主人的菜准备的不好。而中国人还感到这种享受太短了，他们总会在宴席期间不断说“招待不周”这样的话。“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这是句最为忧郁的格言，听了便让人落泪，尽管对于那些中了这些圈套的不幸的“蛮夷”来说，这个让他们看到一丝希望的一般规律在每次筵席中总是绝望的例外。
中国人从很小的时候起就习惯于按照大洪水前的方式行事，持续的做一件事情。学生上学往往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中间只有一两次小小的休息，不论是老师还是学生。科举考试要持续几天几夜，从秀才到举人到进士，每一级都很难考，而大多数应试者经历了这种不合理性的考试，却意识不到这种智力测试的内在荒谬。
这种人会让人联想到这种教育模式下所必须的学习过程，冗长而繁杂。中国语言本身，在本质上也是大洪水前的，需要玛士撒拉用一辈子的时间去学习。古代中国人与古罗马人一样，如果强迫他们学会自己的语言，他们就永远不会阅读和写出有价值的东西！
而日本，有人说过，不论你是否喜欢这个国家，不论他们身上存在着多少另人厌恶的毛病，你不得不承认日本有着最优秀的人力资源，最勤劳的人民，这是他们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从战争的废墟中战立起来的最主要的原因。日本人干活玩命大家是早就听说过的，要是让生活节奏从容惯了的中国人和他们一起工作，真是不小的压力，若无充分的心理和生理的准备，非得过劳死不可。他们除了工作还是工作，为了最大限度的利用时间，他们放弃了一切娱乐和休闲，甚至连电视机都不买。这在一个高度现代化的国家里真是一个奇迹。夜深时在大街上走走，可以很奇怪的发现每个写字楼里头都还是灯火通明，加班正在每个窗口里如火如荼的进行着。在这里，下班后再加班被看成正常，没有人会索取加班费，而按时下班被看成是特殊。所以人们往往都在11点才到家。而第二天人们又会精神抖擞地准时出现在办公地点。因此过劳死在日本屡屡发生。有一个公司职员竟然在一年当中坐飞机出差了两百多次，往返于世界上几十个国家，护照上盖满了全世界各国花花绿绿的签证和入境证明，最后死于脑溢血。这种生活比起中国人的来简直是天壤之别。
中国人的历史也是大洪水前的，他们总是试图从远古开始写历史，而且在这条冗长、混浊而又拖沓的历史长河里，既有历朝历代的大树，又有数不清的枯木烂枝，无所不包，无所不取。只有一个完全缺乏时间观念的民族，才会编写和学习这样的历史，只有中国人的记忆，才会把这样的历史贮藏在宽大的“肚量”里。“慢慢来“的精确观
中国人的勤劳也可以反映他们的漠视时间。我们已经说过，其劳动虽然紧张，但其方式与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有极大的不同。那些曾经与中国的承包人和工人一起“享受”盖房子的“乐趣”的人，有几位渴望再重来一次呢？工人来得晚走得早，还时不时地停下来喝茶。他们走很长的路去很远的石灰坑，但搬运来的只是一布袋石灰浆。假如用独轮车来推，一个人就可以干三个人的活，他们可能很清楚这点，但他们不会这样做，这决不是他们想要的结果。倘若下起小雨，他们就会停工。经常看起来人们很卖力，但进度却很慢，很难去计算这些人每天的“工”。所以中国的工人应该以工作进度来计量他们的报酬，而不应该以时间来计量。我们听说有一个外国人，不满于他请的木匠钉板条的速度，在他们吃饭时自己干，结果干了他们四个人半天的活。
维修工具这件简单的事情却要花费中国工人很长的时间，对他们来说是件大事情。不过，如果是外国人的工具，那就不客气了。工具神秘地坏了，却说没人动过它，“我没去过那里”。椽杆和小檩条往墙上一架、中间买点儿绳子一扎，脚手架就搭好了。整个工期危险随处可见，每天都是危机四伏，可能是绞手架倒了，可能是砖头砸下来了，可能是竹板断了。以往的所有经验，如今都不起什么作用了。原先可以用的东西，如沙子、石灰和本地的泥土等，如今都不能用。外国人真是无助，他活脱脱地被一根根线操纵着，这么多根线一起拉，他实在招架不住了。
一个广东承包商深深地印在我们的记忆之中。他的诺言和金钱一样地化为灰烬，因为他不幸成了鸦片的奴隶。最后，我们实在忍无可忍，只好把他做得不好的事情全盘托出：“早就告诉你玻璃的尺寸，窗户你量了三次。你全都做错了，这些玻璃没用了。门关不严，一点胶水都没用，地板太短，太少，全是节疤，全都没法用。”过了一会儿，这位温文尔雅的广东人满脸愁容地盯着说话人，很和气地说：“别那样说！别那样说！这其中有船长，曾周游小人国、大人国、飞岛国和贤马国。绅士气度了！”
对于中国人来说，盎格鲁一撒克逊人不可思议地缺乏耐心，而且很没有道理。有人明智地指出，中国人认为西方人的缺点是缺乏耐心，正如同西方人觉得中国人的缺点是缺乏诚信一样。
任何情况都很难让中国人意识到快捷的重要性和好处。我们听说过这样一件事：就因为邮递人员的驴子得了病在休养，一整包外国邮件在两个相距仅十二英里的城市间延误了好几天时间！中国电报总局的管理，另人太大失所望了。有一点漠视时间是让外国人最气恼的，那就是在与中国人打交道的时候中国人的漠视时间。一般去拜访他人是有时间限制的，超过了限制便会给他人带来不便。而在中国没有这种限制。如果主人不安排住宿，客人再累也得一直讲话。拜访外国人时，中国人根本不可能意识到时间对外国人的宝贵。他们会坐上几个钟头，该讲的全都讲完之后，也没有主动告辞的意思，还会罗嗦的讲一些无关紧要的饭后谈资。有一位优秀的牧师有条名言：“想见我的人便是我想见的人”。如果他在中国呆过一段时间，他便会对这句话的正确性进行反思。只要有过此种经历，他就会像另一位繁忙的牧师一样，在书房里挂出一句经典的话：“主保佑你走好！”这种直言相告，可能会惹恼一个有火暴性子的人，并让他的心灵大受创伤。他会长时间不说话，长得让最有耐心的中国人都失去耐心。最后，他开始讲话，他意识到“上山擒虎易，开口告人难”的道理。中国人就需要如同马根济医生那样的人。中国客人不断地来到，朋友又“只来不回”，浪费了医疗时间，前不久刚刚去世。马根济医生总是能很耐心地对每一位来访者必恭必敬，礼貌地对他们说：“请随便坐，我现在很忙，请原谅。”如果想要拒绝的效果更好的话，他应该模仿一位学中文的学生，这个学生刚学会几句话，很有成就感，想用它们试一试，结果让老师不知所措，因为这个学生在下课时对老师喊道：“开门！出去！”
而西方人却相反，他们因为追求效率，利用时间，而创造出了分工合作的工作方式以及流水线作业方式，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他们因为重视时间，所以将自己的汽车各部件分给世界各国的各家厂商制造，所以有些老板会掉钱而不捡，所以才有了电话、计算机的发明……而这些是悠闲的中国人永远都无法想到的。
大智若愚的本性
许多人郑重其事地强调，在中国，尽管写出的字一样，但各地的人讲出的话却大有不同。不只是在语音语调，甚至潜词造句也有很大的不同，有时候差别之大就如同拉丁语系与东语系。中国人的姓氏差别也不是外国人所能预料的，百家姓让外国人总是觉得中国人的名字毫无规律可言。我们还经常受到提醒说，各地的风俗也有这种差异，同样的一个手势动作，在不同的地方表达的意思可能是完全相反。用现时中国人的俗话来说，就是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这样的事实随处可见。在西方，度量衡的统一是生活舒适的保障；而在中国，度量衡的不统一，却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西方人往往不习惯双重标准的存在，但中国人却乐于此道。两种货币、两种衡器、两种尺度，中国人看来很自然，也很正常，根本不必提出异议。中国人的鞋码，重量，温度，分数……都普遍存在着两种甚至是多种不同的衡量标准。有人去问—个卖肉饼的人每天做多少只饼，他回答说要用“一百斤面粉”，至于这些面粉究竟能做成几张饼，就留给聪明的提问者自己去估算了。相似的情况还有，有人去问一个农民他的一头牛有多重，开始时他说的重量明显比不合常理的偏轻，后来他解释说，忘了算上骨头的分量了！只有在卖牛肉时才有人关心牛的重量，而那时所关心的当然只是去除了骨头的重量。有人问一个仆人的身高，但他报出的身高明显不对，再问他，他才承认没算上肩膀以上部分。因为他当过兵，负重时锁骨的高度才是重要的。中国士兵除了脑袋其余各部位都是要派上用场的，因此忽略了脑袋。还有一种计算方法：一个乡下人说他住的地方“离城九十里地”，仔细追问之下才知道他是算来回路程，他最后承认实际距离只有“单程四十五里”。
所以不统一中最为明显的，是铜钱的计算，而铜钱是这个国家唯一的货币。在国家的任何地方，这个系统都是十进位制，这是大家熟悉的最简便的计算方法。但是，就是有人把一百个铜钱叫做一串钱，大概这个地方的人一百个铜钱总是习惯性的被人们串成一串，方便携带也方便计量吧。而如果四处走走便很容易地发现一串钱其实有各种各样的数量，多少均没有规则，也无从解释。从一百到九十九、九十八、九十六、八十三（山西省会），一直到三十三个（直隶省东部），可能在其他地方还有更少的。银两买卖的情况，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没有两个地方的“两”是一样的，除非巧合。同一个地方也有许许多多不同的“两”。外来人都会因此而有所损失，除非你是专门研究银子交换的人。货币始终混乱，其动机是明显的。事实证明这给所有诚实的人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烦恼，而在中国，许多人都是老实巴交的百姓。但我们现在只谈事实，不解释动机，即货币衡量标准以及其他衡量标准千差万别的原因。各种度量标准，全都这样混乱。斗，也是一个地方与一个地方不同。利用这种混乱为谷物交收时的横征暴敛提供了可能以及借口，政治动乱的爆发是不可避免的，而中国人的平和能够化解这一切，也为这种差别的生存提供了良好的稳定的环境。“世界上都是一品脱等于一品脱，一磅等于一磅”，到了中国就远远不是这样，而成了一“品脱”不是一品脱，一“磅”也不等于一磅。每一种变换都有其稳固的理论基础，而且这种理论还被百姓在实践中运用的相当广泛。比如说，在盐的专卖上，就定出一些霸道无理的度量标准，比如十二两为一斤。买盐的人付十六两的钱，却只拿到十二两盐。但是，这样做是公开的，而且所有卖盐的人都这样做，因此也就无所谓欺骗了，因此一种公认的度量标准就慢慢形成了。
土地的丈量也存在这种情况。一些地方的一亩地，由于长期的从祖宗那流下的惯例，其实只有另一个地方的半亩大小。而那些碰巧住在两个地方的边界上的人，就只好准备两套丈量设备，去测定不同的亩。
到中国旅行的人，往往不弄清当地的斤的实际重量是多少，就去确定比较每斤粮食或棉花的价钱，那是很危险的，因为不同的地方的价格是根本没有对比性可言的。同样道理，统计粮食的亩产，也经常忽略亩并非固定不变这样一个致命的事实。此外，任何一个到中国旅游的人都可以深切体会到中国人对于距离的衡量标准的千差万别。在陆地旅行时，在中国人告诉你的距离以里为单位时，就有必要肯定一下这个里是不是比其他的地方长出来一些，或者其他地方的本来就偏短。我们不否认这样估计距离也有一定道理，我们要否定的是这种算法的不精确、不一致。有这样一种十分普遍的经历：一走上这个国家的大路，里就长了。如果在大路上一天的行程是一百二十里，乡村小路就是一百里，山路就是八十里。此外，即使照中国人看来，这种计算方法依据的也常常不是绝对距离，而是行走的困难程度，困难总使得距离加长，大概相对论可以解释这种状况，但中国人在理论出来之前已经把它运用的相当好了。这样一来，离山顶“九十里”，实际还不到一半，中国人坚持说九十里，因为爬上半山腰与在平地上走九十里费的力气是一样的。另外有个特别的事实，是直线的丈量。也就是说，A到B的距离不一定就等于B到A的距离！欧几里得的基本定理“等量之间彼此相等”在这里是行不通的。在中国，这句话需要插入否定词的修改才会正确。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中国最重要的交通主干道之一，从北到南是一百八十三里，但从南到北是一百九十里，奇怪的是，不管你试过多少次，也不管你怎样仔细地记下里程，每次都是这佯。我们在贝德禄先生的《华西旅行考查记》一文中找到了相同见解，现引述于此，以肯定上述观点：
“比如，两地的距离要看从哪头出发，我们听了之后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分别询问所有的人，也都这样说。这样，从A到B一致同意是一里，从B到A却一致同意是三里。一位有文化的当地人这样解释：运对取决于每里多少钱，很明显，苦力背东西上山应该多付点钱，这样一来，如果按照道路的陡峭程度来计算工钱，就很麻烦。而把难走或陡峭的路假定长一些，对双方来说都要方便得多了。事情就是这样，如今所有的能行者都要认可这个距离。但是，我抗议说：‘用这个方法，下雨天和晚上都要加长路程了。’‘一点不错，是要加点儿钱。’这个办法当地人是方便了，但旅行者却一直恼火。还有这样算距离的：平地上，规定的一里算两里，一般山路一里算五里，陡峭山路一里算十五里。云南人作为善良的山里人，常常缩短平地上的距离，因为那里平地太少，几乎没有。因此，旅行者不必为此伤神，尽可以把那儿的一里看作五里，只是陡峭山路除外。”
立德先生在《通过长江三峡》一书中提到一段水路，顺流而下是九十里，逆流而上是一百二十里。他估计三点六二里为规定的一里，或者说，“百五十里等于一个纬度。
另外一种数学知识上的真理与此相似，在全世界都能行的通的“整体等于部分之和”也不正确。在河上航行更是这样，问一下知道前面还有四十里路，仔细分析之后，这个四十是由两个十八构成的。令人哑口无言的说法是：“四个九等于四十，对不对？”同样，“三个十八”就成了六十，与此相关问题的回答大体上都是如此。我们听说过这样一件事：一位官邮邮差没有按规定时间跑到，他辩解说这个六十里简直太长了。为了分辨他的辩解的正确性，他的上司命人重新测量一遍，结果发现实际是八十三，从此这段路程就按八十三里来算了。
几个“三里村”分别坐落于城市周围一到六里不等的地方。人们还会注意到，一段约为一里长的路，如果路两旁盖有房子，就成了五里，村里人还肯定地说就是五里。
做秤的人根据每位顾客的愿望来刻点（称为“星”）。他的每位顾客都至少有两种秤，一种用于买进，一种用于卖出。标准完全出于主观意愿。一杆做好的秤是没有人买的，因为刻星的标准随着买主的不同而不同，根据每位购买者的要求当场刻定的秤才有市场，因为这样的标准才算是真正“准确”的标准。
“差不多”与“差得多”的判断力
年龄的计算也可以反映出中国人计量标准的特点。一个去年刚刚七十岁的老人今年就已经“七八十岁”。事实上，在中国，一个人刚过七十，他就是奔八十的人，也就算八十岁了。中国人喜欢用这种“宽泛的平均年龄”来作为自己的实际年龄。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常常给人非常模糊的概念。不少人“一二十岁”、“没几十岁”，或者“好几十岁”，你很难在中国碰到一个会确切地说出年龄的人。“十”已经是一种计量单位，如同我们的“一”一样风行。同样的模糊还扩展到“百”、“千“、“万”这些中国平时所用的极限数字。中国人不关心更为精确的表达方法，只要告诉他大概是几十或是几百几千便已足够。即使一位中国人想说确切，那么他所说的确切是一种让人产生误解的确切，他讲的年龄也似乎是下一个春节之后的年龄——春节成了全体中国人的生日，很多父母在春节的那天都会对孩子说“你又大了一岁”之类的话。中国人的四舍五入的概念与我们完全不同，不过五也能往前进一位甚至几位，甚至是一个数量级。一位在中国生活了一段时间后要回国的先生，他们的中国朋友送给他的同样年龄的母亲及丈母娘各一副漂亮的卷轴。第一幅卷轴上写着“福如东海长流水”和“寿比南山不老松”，下边的一段小字注释说这幅卷轴的接受者已经“七十福寿”。第二副卷轴也是类似的祝贺词句，只是把“七十福寿”换成了“六十荣光”。自然接受者对这两幅卷轴的精巧的设计以及苍健有力的字体大加赞美，只是一个家属小心翼翼地将其中一处疑惑向送礼者提出，明知道两位母亲同岁，却为何一个写七十，一个写六十。典型的中国人的回答方式：“如果每副卷轴都同样写上七十，会显得作者完全没有创造力！”
中国人重视祖籍的社会传统，常常与我们的“准确性”概念相悖，这对于中国人的准确性常常是致命的。一个人告诉我，他“住”在某个小乡村里，但通过他的叙述明显感到他住在城郊。问他后才知道他的确已经不住在那个小乡村了，而且他十九代之前就已经不住在那里了。他所谓的住就是出生，就是曾住过，而且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我们现在不住在那里，但老根还在那里！”
另外有个人，叫我注意看一下他住的小村庄里的那座被他称做是他造的一座古庙，而这座古庙建于三百多年前的明朝，那时的“我”还在混沌世界，在他观念中“祖宗”即“我”，“我”即“祖宗”。
学习汉语的学生碰到的首要问题就是要从汉语大量的同意词中找到符合场合和身份的表达方式。中国人的整个思考系统建立在一系列的假设之上，这些假设与我们所习惯的假设有着天壤之别。中国人很难理解西方人对一切事物都要确切地知道详情的性格，他们常常要问：“你们要知道这些数字有什么用？你们为什么想知道这些数字？”中国人不知道自己住的村庄里有多少户人家，他也不想知道。他只能告诉你这个数字是“几百”、“好几百”，或者“不少”，然而一个确切的数字从来就没有，将来也不会有。
中国人使用数字方面的缺乏精确也同样明显地表现在文字的书写和印刷上。在中国，很难找到一本没有错别字的书，不论是廉价书还是精装书。而留心一下可以发现所误用的字要远比本来应该用的字复杂，这说明这种错误并不是出于人为的故意，因为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想省点力气。这一点只能说明中国人不注重精确，凡是差不多就行了。这种观念造成了做事的不仔细，不严谨。同样的不仔细也十分普遍地出现在常用字的使用上，一个字常被写成另一个与之发音相同的字。这种错误，稍稍识字的人就可以发现，所以我们只能把原因归咎于态度与性格。
漠视精确，在书信的称谓上最明显。一封普通的中国家书总是这样醒目地写着：“父亲大人’”、“慈母大人”、“叔公大人”等等，而“大人”的名讳却从来不被提及。在中国这样一个注重实际的民族中，从不讲求确切，这一点确实让人有些费解。比如说中国人的名字就从不讲求确切，这在世上是独一无二的。中国人有名有姓有字有号，甚至还有谥号，以及官名，小名，乳名……如今则有网名、笔名等，有时候连绰号都可以当名字用。问同一个人他的名字，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心情下，你得到的答案也完全不同，你叫他哪个名字，他都会答应。这样我们就可以解释外国人把一个中国人当做两三个了。此外，中国村庄的名称也不确定，有时会有两三种完全不同的形式，这些名字的地位完全平等，没有哪一个被认为是更“正确”一些。如果其中一个名称是误用，那就轮换着用；或者一个用于官文，一个用于日常交谈；或者把误用当做形容词，与原名放在一起成为一个复合的名称。
不幸的是，中国人的教育缺少理性的内容。中国人从古就是学习四书五经，这就造成了对数字的不敏感以及精确意识的缺乏。化学分子式、天体的运转、工程的计算……这些学习可以培养人们精密的准确性，只是这些内容在中国人的教育体系中是持续的空白。中国第一代化学家可能会失去许多数字，比如把“一二十个结晶体”与“好几十个结晶体”混淆，以及诸如此类的错误，结果导致了始料不及的祸端，或者是一些发现的檫肩而过。中国人的耐心本来有助于他们学会在一切事物中的精确，甚至比其他民族能学的更好，因为他们的耐心是与生俱来并且超过世界上其他任何民族的。但是中国人从来就没有要求精确的意识，因此这个潜力从此就越藏越深了。
如果这个说法正确的话，下面两点也应该是有道理的。第一，我们在研究中国的历史记录时，必须多留一些余地，多长一个心眼，要敢于怀疑，因为中国的数目和数量从来就不精确，很容易就让我们上当。第二，我们还需留对中国的“人口普查”留一些余地，防止以其为名而抬高的种种身价。当我们仔细考虑中国人“人口普查”之后，可以发现它就象一位精明的苏格兰人强烈地意识到“法律了不起的不确定性”之后这样评论美国最高法院：存在一种“对案件的最终猜测”。
缺少“时间感”的闲人
如今流行这样一句话，以鼓励人们提高对时间的利用率以创造更大的财富，就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现代生活的复杂安排以及分工合作的工方式，使得一个人能够完成比前人多的多的工作，不论是从分量还是从种类来说。两次产业革命以及如今的轰轰烈烈的科技革命带来了这个变化，盎格鲁十散克逊人在体质习性方面早就作好了准备。不管我们的祖先有什么习惯，打架斗殴还是无所事事，我们都难以想象会有今天这么一个时代，我们这个种族不被自己的旺盛精力所驱使，去一件接一件地忘我地做事情。我们可以从中国人与西方人在问候语上的不同看出点两个民族的不同。前者碰到熟人时说：“吃饭了吗？”后者说：“做得怎样了（How do you do）？”一方的通常情况是做，另一方则是吃。由此可见，时间就是金钱，这已成为西方人的第二天性；而中国人则与大多数东方人一样，却出奇地空闲，似乎除了吃喝拉撒就无事可干。中国人的一天只分为十二个时辰，这些时辰的名称却不明确，只是指称一天的十二分之一。比如说“午时”是指十一点钟到一点钟。“现在是什么时辰？”一个中国人用英语问，“月亮的中午叫做什么时候？”用稍微明确一点的话来说，他应该这样问：“晚上月上中天之时叫做几点钟？”
中国人日常生活用语中的时间也是模糊不清，“日出时分”与“日落时分”在中国话里还算是个确切的说法，但“午夜”与“正午”却是让人觉得极度含糊。通常由“打更人”来确定的夜晚的时间也是同样模糊，打更人从来就不知道准确的时间，他和普通的中国人并没有什么区别。只有最后一更例外，因为晨曦初现是打这一个更的标志。城市里“打更”的时间间隔也长短不一。中国人对西方人发明的便携式计时器一无所知。就算他们拥有手表，也不用手表去安排日常活动，没有手表让他们更加习惯，我所认识的几个有手表的中国人就是这样，尽管他们过几年还把表擦洗一下，让它保持正常走时。普通人则十分满足于靠太阳高度来定时间，日上一杆，两杆，或者三杆，没太阳就观察猫眼的张缩，这个确定的时间对于日常生活而言已经够准确的了，对于中国人来说已经足够用了。反正他们的观念中至多有小时，而没有分更不用说秒了。
中国人对时间的利用问题，与他们对时间流逝的度量有关。根据西德尼·史密斯的划分，世上有两种人：大洪水前的人与大洪水后的人。后者发现人类的时代在历经近千年之后，已经不能再持续几百年了，因而学会了在短时间内更多地工作，以适应这个环境。相比之下，大洪水前的人无法意识到玛士撒拉②的时代已经过去，他们一如既往地我行我素，似乎生活是由长老安排停当的。
中国人具有“大洪水前的人”的基本特征。像受雇于茶馆用来吸引和挽留顾客那样的好的说书艺人，顾客出出进进，他却一直在讲。使人想起了尼生的长诗《小溪》。唱戏也一样，有时要一连演上好几天，尽管与曼谷的戏剧表演相比要略逊一筹。
有人告诉我们，他曾在曼谷熬过一场长达两个月的戏！曼谷的戏吸引人，人们心甘情愿地把时间花在那上面。中国人的杂耍技艺，如果演得好，也是非常巧妙而有趣的，但致命的是中国的技艺总是在开场之前有一段漫长而无趣的话，念念叨叨，吱吱哑哑。于是，不等表演开始，外国观众就直后悔。更为可怕的是中国的宴席，菜肴的数量和种类都超乎想象，每次宴席结束桌上和开始时差不多，经历过这种宴席的所有外国人都有感到惊恐绝望，因为他们的习惯是主人准备多少就吃多少，剩余是主人的不礼貌，是说主人的菜准备的不好。而中国人还感到这种享受太短了，他们总会在宴席期间不断说“招待不周”这样的话。“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这是句最为忧郁的格言，听了便让人落泪，尽管对于那些中了这些圈套的不幸的“蛮夷”来说，这个让他们看到一丝希望的一般规律在每次筵席中总是绝望的例外。
中国人从很小的时候起就习惯于按照大洪水前的方式行事，持续的做一件事情。学生上学往往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中间只有一两次小小的休息，不论是老师还是学生。科举考试要持续几天几夜，从秀才到举人到进士，每一级都很难考，而大多数应试者经历了这种不合理性的考试，却意识不到这种智力测试的内在荒谬。
这种人会让人联想到这种教育模式下所必须的学习过程，冗长而繁杂。中国语言本身，在本质上也是大洪水前的，需要玛士撒拉用一辈子的时间去学习。古代中国人与古罗马人一样，如果强迫他们学会自己的语言，他们就永远不会阅读和写出有价值的东西！
而日本，有人说过，不论你是否喜欢这个国家，不论他们身上存在着多少另人厌恶的毛病，你不得不承认日本有着最优秀的人力资源，最勤劳的人民，这是他们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从战争的废墟中战立起来的最主要的原因。日本人干活玩命大家是早就听说过的，要是让生活节奏从容惯了的中国人和他们一起工作，真是不小的压力，若无充分的心理和生理的准备，非得过劳死不可。他们除了工作还是工作，为了最大限度的利用时间，他们放弃了一切娱乐和休闲，甚至连电视机都不买。这在一个高度现代化的国家里真是一个奇迹。夜深时在大街上走走，可以很奇怪的发现每个写字楼里头都还是灯火通明，加班正在每个窗口里如火如荼的进行着。在这里，下班后再加班被看成正常，没有人会索取加班费，而按时下班被看成是特殊。所以人们往往都在11点才到家。而第二天人们又会精神抖擞地准时出现在办公地点。因此过劳死在日本屡屡发生。有一个公司职员竟然在一年当中坐飞机出差了两百多次，往返于世界上几十个国家，护照上盖满了全世界各国花花绿绿的签证和入境证明，最后死于脑溢血。这种生活比起中国人的来简直是天壤之别。
中国人的历史也是大洪水前的，他们总是试图从远古开始写历史，而且在这条冗长、混浊而又拖沓的历史长河里，既有历朝历代的大树，又有数不清的枯木烂枝，无所不包，无所不取。只有一个完全缺乏时间观念的民族，才会编写和学习这样的历史，只有中国人的记忆，才会把这样的历史贮藏在宽大的“肚量”里。“慢慢来“的精确观
中国人的勤劳也可以反映他们的漠视时间。我们已经说过，其劳动虽然紧张，但其方式与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有极大的不同。那些曾经与中国的承包人和工人一起“享受”盖房子的“乐趣”的人，有几位渴望再重来一次呢？工人来得晚走得早，还时不时地停下来喝茶。他们走很长的路去很远的石灰坑，但搬运来的只是一布袋石灰浆。假如用独轮车来推，一个人就可以干三个人的活，他们可能很清楚这点，但他们不会这样做，这决不是他们想要的结果。倘若下起小雨，他们就会停工。经常看起来人们很卖力，但进度却很慢，很难去计算这些人每天的“工”。所以中国的工人应该以工作进度来计量他们的报酬，而不应该以时间来计量。我们听说有一个外国人，不满于他请的木匠钉板条的速度，在他们吃饭时自己干，结果干了他们四个人半天的活。
维修工具这件简单的事情却要花费中国工人很长的时间，对他们来说是件大事情。不过，如果是外国人的工具，那就不客气了。工具神秘地坏了，却说没人动过它，“我没去过那里”。椽杆和小檩条往墙上一架、中间买点儿绳子一扎，脚手架就搭好了。整个工期危险随处可见，每天都是危机四伏，可能是绞手架倒了，可能是砖头砸下来了，可能是竹板断了。以往的所有经验，如今都不起什么作用了。原先可以用的东西，如沙子、石灰和本地的泥土等，如今都不能用。外国人真是无助，他活脱脱地被一根根线操纵着，这么多根线一起拉，他实在招架不住了。
一个广东承包商深深地印在我们的记忆之中。他的诺言和金钱一样地化为灰烬，因为他不幸成了鸦片的奴隶。最后，我们实在忍无可忍，只好把他做得不好的事情全盘托出：“早就告诉你玻璃的尺寸，窗户你量了三次。你全都做错了，这些玻璃没用了。门关不严，一点胶水都没用，地板太短，太少，全是节疤，全都没法用。”过了一会儿，这位温文尔雅的广东人满脸愁容地盯着说话人，很和气地说：“别那样说！别那样说！这其中有船长，曾周游小人国、大人国、飞岛国和贤马国。绅士气度了！”
对于中国人来说，盎格鲁一撒克逊人不可思议地缺乏耐心，而且很没有道理。有人明智地指出，中国人认为西方人的缺点是缺乏耐心，正如同西方人觉得中国人的缺点是缺乏诚信一样。
任何情况都很难让中国人意识到快捷的重要性和好处。我们听说过这样一件事：就因为邮递人员的驴子得了病在休养，一整包外国邮件在两个相距仅十二英里的城市间延误了好几天时间！中国电报总局的管理，另人太大失所望了。有一点漠视时间是让外国人最气恼的，那就是在与中国人打交道的时候中国人的漠视时间。一般去拜访他人是有时间限制的，超过了限制便会给他人带来不便。而在中国没有这种限制。如果主人不安排住宿，客人再累也得一直讲话。拜访外国人时，中国人根本不可能意识到时间对外国人的宝贵。他们会坐上几个钟头，该讲的全都讲完之后，也没有主动告辞的意思，还会罗嗦的讲一些无关紧要的饭后谈资。有一位优秀的牧师有条名言：“想见我的人便是我想见的人”。如果他在中国呆过一段时间，他便会对这句话的正确性进行反思。只要有过此种经历，他就会像另一位繁忙的牧师一样，在书房里挂出一句经典的话：“主保佑你走好！”这种直言相告，可能会惹恼一个有火暴性子的人，并让他的心灵大受创伤。他会长时间不说话，长得让最有耐心的中国人都失去耐心。最后，他开始讲话，他意识到“上山擒虎易，开口告人难”的道理。中国人就需要如同马根济医生那样的人。中国客人不断地来到，朋友又“只来不回”，浪费了医疗时间，前不久刚刚去世。马根济医生总是能很耐心地对每一位来访者必恭必敬，礼貌地对他们说：“请随便坐，我现在很忙，请原谅。”如果想要拒绝的效果更好的话，他应该模仿一位学中文的学生，这个学生刚学会几句话，很有成就感，想用它们试一试，结果让老师不知所措，因为这个学生在下课时对老师喊道：“开门！出去！”
而西方人却相反，他们因为追求效率，利用时间，而创造出了分工合作的工作方式以及流水线作业方式，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他们因为重视时间，所以将自己的汽车各部件分给世界各国的各家厂商制造，所以有些老板会掉钱而不捡，所以才有了电话、计算机的发明……而这些是悠闲的中国人永远都无法想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