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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词典：党锢
官渡之战
历史档案
时间： 东汉时期
地点： 官渡（今河南中牟东北）
人物： 曹操、袁绍
官渡之战是东汉建安五年（200）曹操与袁绍争夺中原地区的关键性战役。因交战于官渡（今河南中牟东北），史称官渡之战。
东汉末，群雄割据。董卓之乱（189年）后，经过近十年的混战，形成势力最强的两大割据者——袁绍和曹操（见魏武帝曹操）。袁绍于建安四年，消灭了割据幽州的公孙瓒，占有幽、冀、青、并四州（今河北、山西、山东东北部和河南黄河北部分地区）；曹操占有兖、豫二州（今山东西部、河南黄河东南部），并于建安元年把汉献帝迎到许（今河南许昌东），取得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优越地位。双方各怀野心，企图独霸天下。建安四年，袁绍组织十万大军，战马万匹，进驻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北），企图直捣许，一举消灭曹操。
五年正月，曹操为了避免腹背受敌，率军东进徐州，击溃与袁绍联合的刘备，逼降关羽，占据下邳（今江苏邳县南）。接着进驻易守难攻的官渡，严阵以待。
二月，袁绍派大将颜良南下，包围了白马（今河南滑县东）。曹操只有两万兵马，力量对比极为悬殊。于是采取声东击西，分其兵力的作战方针。
四月，率军从官渡到延津（今河南延津北），做出要北渡黄河袭击袁绍后方的姿态。袁绍急忙分兵西迎曹军。曹军乘势进袭白马，杀袁绍大将颜良，袁绍闻讯派兵追来，曹军又斩袁绍大将文丑。曹军士气大振，然后还军官渡，伺机破敌。
七月，袁军主力进至官渡北面的阳武（今河南原阳东南）。
八月，接近官渡，军营东西长达数十里。曹操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双方在官渡相持了数月。在这期间，曹操一度准备放弃官渡，退守许。荀彧提出，撤退会造成全面被动，应该在坚持中寻找战机，出奇制胜。曹操依其议。
十月，袁绍派淳于琼率兵一万多押送大量粮食，囤积在袁军大营以北约四十里的故市、乌巢（今河南延津东南）。沮授建议袁绍派兵驻扎粮仓侧翼，以防曹军偷袭，遭袁绍拒绝。谋士许攸也提出，趁曹军主力屯驻官渡、后方空虚的机会，派轻兵袭许，袁绍又不采纳。许攸投奔曹操，告知袁军的虚实。曹操果断地决定留曹洪、荀攸固守官渡大营，亲自率领步骑五千偷袭乌巢，半夜到达，乘袁军毫无准备，围攻放火，焚烧军粮。袁绍误认为官渡曹营一定空虚，派高览、张郃率主力攻打，而只派少量军队援救乌巢。结果官渡曹营警备森严，防守坚固，未能攻下。
同时，曹操却猛攻乌巢，杀死守将淳于琼，全歼袁军，烧毁全部囤粮。消息传来，袁军十分恐慌，内部分裂，张郃、高览率所属军队投降曹操。曹操乘机出击，大败袁军，歼敌七万余人。袁绍父子带八百骑兵逃回河北。两年后，袁绍郁愤而死。此战役为曹操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历史词典：官渡之战
汉昭烈帝刘备
历史档案
时间： 三国时期
地点： 中原地区
人物：刘备
刘备是三国时期汉国（习称蜀国）开国君主。字玄德。涿郡涿县人。汉朝皇室疏宗。早年丧父，家孤贫，与母从贩履织席为业，好交结豪侠。汉灵帝末年，黄巾起义军起，他聚徒众，从官府进行镇压有功，除安喜尉。因与郡督邮冲突，弃官亡命。后投靠中郎将公孙瓒，为别部司马，数有战功，领平原国相。徐州牧陶谦为曹操所攻，备率兵相救，陶谦死，刘备据其遗命，代为徐州牧。与盘踞寿春的袁术相拒，为另一军阀吕布所乘，败归曹操。操荐为豫州牧，进位左将军。很为曹操看重。因与汉献帝舅董承谋杀操事泄，逃至徐州，杀刺史车胄，统众数万人。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被曹操击破，弃妻与子，往依袁绍，极受尊重。官渡之战后南奔刘表，刘表始以上宾礼待之，使屯新野，后因刘备声望日高，荆州豪杰归者日多，于是对他有所防备。曹操北征乌桓，刘备建议袭取曹操根据地许都（今河南许昌东）。刘表未采纳。十三年，曹操南伐，刘表卒，子刘琮降。刘备逃至夏口，采纳诸葛亮之议，与孙权联合，大败曹操于赤壁（见赤壁之战）。又南取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据有荆州之地。十六年，率军数万人应益州牧刘璋之请，西入蜀。原为共同制御张鲁，抵抗曹操，后两人失和，刘备攻下成都，推翻刘璋统治，夺得益州。二十四年，击斩曹操大将夏侯渊，曹操率军亲征，无功而还。刘备遂占领汉中，为汉中王。
同年，关羽被杀，荆州为孙权夺去。蜀国规模自此基本确定。刘备知人善任，有名将关羽、张飞为左右手；自得诸葛亮，信任专一，言听计从，措施得宜，故能在地狭民少的蜀地，开创与魏、吴鼎立局面。221年刘备称帝，国号汉，都成都。当年，兴师伐吴，欲报杀关羽、夺荆州之仇。孙权遣使求和，不许。次年，两军决战于夷陵。因战略错误，且相持七八月，蜀军疲惫，士气低落，为吴国大将陆逊所败，损失惨重。刘备逃归白帝城，第二年病重，托孤于丞相诸葛亮，不久，卒于永安宫，谥昭烈帝。
历史词典：刘备
白虎观会议
历史档案
时间： 东汉时期
地点： 中原地区
人物： 汉章帝
白虎观会议东汉章帝时召开的一次讨论儒家经典的学术会议。东汉初年，经今古文学的门户之见日益加深，各派内部因师承不同，对儒家经典的解说不一，章句歧异。汉光武帝刘秀于中元元年（公元56年），“宣布图谶于天下”，把谶纬之学正式确立为官方的统治思想。为了巩固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使儒学与谶纬之学进一步结合起来，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依议郎杨终奏议，仿西汉石渠阁会议的办法，召集各地著名儒生于洛阳白虎观，讨论五经异同，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白虎观会议。这次会议由章帝亲自主持，参加者有魏应、淳于恭、贾逵、班固、杨终等。会议由五官中郎将魏应秉承皇帝旨意发问，侍中淳于恭代表诸儒作答，章帝亲自裁决。这样考详同异，连月始罢。此后，班固将讨论结果纂辑成《白虎通德论》，又称《白虎通义》，作为官方钦定的经典刊布于世。这次会议肯定了“三纲六纪”，并将“君为臣纲”列为三纲之首，使封建纲常伦理系统化、绝对化，同时还把当时流行的谶纬迷信与儒家经典糅合为一，使儒家思想进一步神学化。
历史词典：白虎观会议
黄巾起义
历史档案
时间： 东汉末年
地点： 中原地区
人物： 张角
黄巾起义是东汉末年，张角领导的一次有组织、有准备的全国性农民起义。因起义军头戴黄巾为标识，史称黄巾起义。东汉末年，土地兼并十分严重，豪强地主势力迅速膨胀。他们“馆舍布于州郡，田亩连于方国”，拥有成千上万的奴婢和徒附。广大农民丧失土地之后，多数沦为豪强地主的依附农民。他们除了交纳高额地租和服徭役外，人身也受地主支配，如充当家兵等，甚至跟随主人迁徙。农民与地主阶级处于尖锐的对立地位。
东汉自和帝以后，皇帝都是幼年即位，由外戚、宦官轮番把持朝政。政治日趋腐朽。灵帝刘宏公然在西园卖官鬻爵。州郡官职有时一月轮换几次，官吏到任后，就聚敛搜括。自安帝以后，朝廷长期对羌族用兵，耗费军饷四百多亿，这一沉重负担又全部落到农民头上。加上各种自然灾害，以致出现了“田野空，朝廷空，仓库空”的严重局面。大批农民四处流亡，饿殍遍野，连京师洛阳也是死者相枕于路。由于社会危机日益深重，广大农民被迫奋起反抗。从安帝到灵帝的八十余年，见于记载的大小农民起义近百次。其中，如安帝时青州张伯路领导的流民起义，波及沿海九郡；顺帝时广陵张婴领导的起义军一万多人，活动于徐、扬一带达十几年之久；桓帝时太山公孙举领导起义军，在青、兖、徐三州作战，给官军以沉重打击。在南方和西北，还出现了汉族和少数民族的联合起义。不少农民起义的领袖自称“皇帝”、“黑帝”、“无上将军”、“真人”等，或建年号，或置百官，或则利用宗教为组织形式。此伏彼起，日益频繁。当时民间曾流行一首歌谣：“小民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吏不必可畏，民不必可轻！”黄巾起义正是在农民斗争蓬勃开展的基础上爆发的。
黄巾起义的领袖张角（？～公元184年），冀州巨鹿（今河北平乡西南）人，太平道的首领，自称“大贤良师”。太平道为道教一支，奉黄帝、老子为教祖。张角以传道和治病为名，在农民中宣扬教义，进行秘密活动。十余年间，徒众达十万，遍布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分为三十六方，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每方设一渠帅，由他统一指挥。熹平五年（176），司徒杨赐曾上书灵帝，请求诛杀太平道的渠帅，以免酿成后患。可见太平道已引起统治阶级严重注意。以后张角加紧部署起义，广泛传播“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谶语，鼓舞农民起来推翻东汉王朝的统治。又在各处府署门上用白土涂写“甲子”字样，作为发动起义的信号。太平道大方马元义多次往来京师，物色宦官封胥、徐奉等为内应。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初，张角命令马元义调动荆、扬等地徒众数万人向邺集中，约定三月五日各地同时起义。但预定起事前一月，张角弟子唐周上书告密，马元义被捕，惨遭车裂。洛阳百姓和太平道徒被杀的达千余人。灵帝随即下令冀州官府搜捕张角等起义领袖。张角派人飞告各方提前起义。于是三十六方“一时俱起”，众达数十万人。张角自称“天公将军”，弟张宝称“地公将军”，张梁称“人公将军”。旬日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灵帝慌忙下令州郡修理兵器，加固城防，派何进率左右羽林和五校尉营镇守洛阳，在洛阳附近增置八关都尉。又派遣皇甫嵩、朱儁、卢植等调集各地精兵，进剿黄巾军。并解除党锢，赦免党人，缓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各地豪强地主也纷纷起兵，配合官军镇压起义，其中著名的有袁绍、袁术、公孙瓒、曹操、孙坚、刘备等。
黄巾军人数众多，声势浩大，统治阶级因而诬称之为“蚁贼”。起义初期，黄巾军的主力分散在巨鹿、颍川、南阳等地，他们各自为战，攻城夺邑，焚烧官府，扫**豪强地主坞堡，取得了很大胜利。张曼成率领的南阳黄巾攻克郡城，杀太守褚贡。波才率领的颍川黄巾打败右中郎将朱儁，并将左中郎将皇甫嵩围困在长社（今河南长葛东北）。汝南黄巾打败太守赵谦。广阳黄巾杀幽州刺史郭勋和太守刘卫。巨鹿附近的农民俘虏了安平王刘续和甘陵王刘忠。张角率领冀州黄巾攻下广宗（今河北威县东），
黄巾军在取得一系列胜利的同时，也暴露了许多弱点，如起义军各自为战，未能协调配合；人数虽多，却缺乏战斗经验，以致使东汉王朝能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各地豪强地主利用宗族关系，组织地主武装与起义农民为敌，也增加了黄巾军的许多困难。东汉王朝为了确保京城洛阳的安全，首先进攻颍川黄巾。波才领导的黄巾军因缺乏作战经验，依草结营，被皇甫嵩乘夜纵火偷袭，曹操、朱儁又协同进攻，使数万起义农民惨遭屠杀。陈国、汝南和东郡的黄巾军也相继失败。之后朱儁领兵进攻南阳黄巾军。双方争夺宛城，战斗十分激烈，黄巾军三次失而复得，给敌人以很大的打击。但由于未能主动出击，丧失许多有利战机，加以首领韩忠动摇，使宛城终于失守。突围的黄巾军向精山（今河南南阳北）转移，被官军追击，大部牺牲。
冀州黄巾在张角病死后，由张梁统率固守广宗。当年十月，皇甫嵩率官军偷袭黄巾军营，张梁阵亡。三万多黄巾军惨遭杀害，五万多人壮烈投河而死，张角被剖棺戮尸。张宝也随即兵败于下曲阳而阵亡，十余万黄巾军被杀害。张角为首的黄巾军主力被镇压之后，黄巾余部和各地的农民武装，仍然坚持斗争。中平五年，黄巾余部郭大等在白波谷（今山西襄汾）聚众起义，攻打太原、河东等郡。同年，青、徐黄巾余部再起；益州马相、赵祗领导农民起义，也自号黄巾，旬月之间，攻破广汉，巴郡、犍为数郡，杀益州刺史郗俭。青州黄巾一度发展到拥众百万，战斗力也很强。他们长期在青、徐、兖、冀四州流动作战，给当地的封建割据势力和豪强地主以沉重的打击。后来青州黄巾虽被迫接受曹操的收编，但徐和、司马俱和管承领导的黄巾军仍分别在济南、乐安、长广等地活动。济南黄巾一直坚持到建安十二年（207），还攻杀了济南王。冀州的农民军有博陵张牛角，常山褚飞燕（张燕）以及黄龙、左校、于氐根、张白骑、刘石、左髭、丈八、平汉、大洪、司隶、缘城、罗市、雷公、浮云、白雀、杨凤、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绕、眭固、苦蝤等部。这些名号大都反映了起义首领的某些特点。他们经常活动在常山、赵国、中山、上党、河内一带，多者两三万人，少者六七千人。后来张燕联络各支农民军，众至百万，号黑山军。东汉朝廷无法用武力清剿。于是封张燕为平难中郎将，以图瓦解起义军。曹操平定冀州时，张燕率众投降。余部在此之前也先后为曹操和袁绍所镇压。
黄巾起义以及在它影响下的各族人民起义，从灵帝中平元年到献帝建安中叶，持续进行了二十多年的英勇斗争。黄巾起义事先经过长期准备，组织比较严密。它公开宣布要推翻东汉王朝，建立农民自己的政权，比以前的农民起义有显著的进步。由于起义农民本身的弱点，他们先后都被残酷镇压。但是，在农民起义的沉重打击下，腐朽的东汉王朝名存实亡。
历史词典：黄巾起义
《汉纪》
历史档案
时间： 东汉时期
地点： 中原地区
人物： 荀悦
《汉纪》是记载西汉历史的编年体史书。共三十卷，东汉荀悦（148～209）撰。悦字仲豫，喜好著述。献帝时，侍讲禁中，累迁秘书监、侍中。著有《申鉴》等书。献帝认为班固《汉书》文繁难读，建安三年命荀悦根据《左传》编年记事的编纂体例撰写《汉纪》，建安五年书成。全书约十八万字，不到《汉书》字数的四分之一。记事起于汉元年（前206），止于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因为荀悦撰写该书主要是对《汉书》剪裁删润，去繁就简，所以内容基本不出《汉书》范围。汉成帝永始元年谏议大夫王仁疏、卷二十九汉哀帝元寿元年侍中王闳谏，都不见于《汉书》。记事也偶有不同。
《汉纪》的贡献，在于它继《春秋》和《左传》之后，再次采用编年体，使这种修史方法渐臻成熟，成为与纪传体并重的两种基本的史书体裁。书中以“荀悦曰”的形式撰写的史论，多因事评论为政得失，言简意赅，写法灵活，为后人所称道。该书以《四部丛刊》本较为常见。
历史词典：汉纪
《九章算术》
历史档案
时间： 汉朝前后
地点： 中原地区
人物： 无
《九章算术》是现存的中国古代最早的数学著作。它出于众人之手，迭经修补，最后的编修人已不可考。《后汉书·马援传》记载，马续“善《九章算术》”，他研究该书大约在东汉和帝时期。可见《九章算术》最迟于和帝时已经编定。《九章算术》全书共分为九章：“方田”，主要内容为面积的量法和分数算法；“粟米”，主要内容为粮食交易计算法；“衰分”，主要内容为分配比例的算法；“少广”，主要内容为开平方和开立方法；“商功”，主要内容为体积的求法；“均输”，主要内容为政府组织粮食运输，平均负担的计算法；“盈不足”，主要内容为盈亏问题的解法和用同类计算方法解算其他类型算术题；“方程”，主要内容为联立一次方程组解法和正负数；“勾股”，主要内容为勾股定理的应用和测量问题的解法。九章共汇集了二百四十六个应用问题及其解算方法，系统总结了先秦至东汉初期的数学成就，为中国古代数学的发展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书中分数解算方法、联立一次方程解法、负数等，在当时世界上都属于杰出的数学研究成果。
魏、晋时人刘徽曾注释该书，除对原书进行解析外，还订正了原书不够精确的计算，又提出了一些更为简便的新的解题方法。在刘注基础上，唐李淳风又加以注释。刘、李二注是研究《九章算术》不可缺少的材料。清戴震从《永乐大典》中辑集该书，作了校勘，改正不少讹误。李潢撰《九章算术细草图说》，有校订、补图、详草、说明，阐发刘注，颇便阅读。今人钱宝琮利用传世旧本，又吸取清戴震、李潢等人校订成果，对全书作了整理，收在1963年中华书局出版的《算经十书》中。
历史词典：九章算术
部刺史
历史档案
时间： 汉代
地点： 中原地区
人物： 无
部刺史是汉代中央派到地方的监察官。秦代曾设监郡御史，或称郡监。西汉初不再设置，文帝时复置监察御史司察诸郡；十三年（前167），以御史不奉法，多有失职，乃遣丞相史出刺诸郡并督监察御史，故称“刺史”。汉武帝刘彻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督察和控御，于元封五年（前106）又创部刺史制，即除三辅、三河、弘农七郡外，全国被分为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益州、凉州、幽州、并州、交趾、朔方十三部，每部设刺史一人分管几个郡国，称部刺史或州刺史。
刺史的主要职务是督察诸侯王、郡守和地方豪强。宣帝、元帝时扬州、冀州刺史曾劾奏昌邑王及广川王，刺史成为皇帝监视诸侯王动静的耳目。据东汉人蔡质记述，刺史按照诏书所规定的六条行事。六条中的第一条是禁止豪强田宅逾制和以强凌弱；其他各条是禁郡守横征暴敛、滥用刑罚、选举舞弊、勾结豪强。刺史于每年秋冬到所属郡国巡察，当时人称为“行部”，刺史通过行部以了解下情，岁终则赴京师奏事。西汉时刺史对于有过错的郡国守、相，多所奏免，重者还可置于死地。刺史之秩仅六百石，而被督察的守、相为二千石，这是为了起到以卑临尊的制约作用。刺史为监察官，最初无正式官属，仅有从事之类的办事人员。而且居无常所，后来才有固定的治所。在隶属关系上，刺史受御史中丞统辖。刺史职在司察，故法律不准许他们插手地方具体行政事务。但实际上刺史权力日益增大，西汉晚期，刺史可任命地方官吏和决断刑狱，造成对守、相职权的侵越。为了使刺史的权位和其秩品相称，成帝时改刺史为州牧，秩提高到二千石。后来虽一度仍改为刺史，但州牧之制基本上实行到西汉灭亡。
汉光武帝刘秀不信任三公，授权刺史可独自处理郡国事务，所以东汉时刺史权力较西汉时增大，如可以对守、相等躬行赏罚。原来刺史只能督察守、相，而顺帝时规定：幽、并、凉三州刺史督察范围扩大至县的丞、尉一级。东汉中期以后，刺史还常率领郡县兵镇压各族人民的反抗活动。东汉晚期，刺史的监察作用日益消失，形成凌驾于守、相之上的地方行政长官。灵帝中平五年（188），下令改刺史为州牧。不少地方的州牧变成拥兵自重的地方军阀。
历史词典：部刺史
道教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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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封建社会时期
地点： 中原地区
人物： 无
道教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地位仅次于佛教、儒学的传统意识形态和宗教，因以“道”为最高信仰，故得名。所谓“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无处不在，可知而不可见。道教产生于东汉，延续至今，在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
东汉道教又称“黄老道”，形成于东汉中后期。其主要的来源是盛行于西汉的黄老学说中的某些思想以及民间流行的巫术、神仙方术。初期无系统教义。顺帝时，琅琊宫崇诣门阙，上其师于吉所著《太平清领书》一百七十卷，是为道教的原始经典。《太平清领书》已佚，仅存由其演变而来的《太平经》残本五十七卷，可略知《太平清领书》是杂糅阴阳五行思想、巫觋杂语、谶纬及某些佛教义理而成。其内容复杂，有荒诞不经的迷信妄语，有对黄老思想的凿空妄断，有维护统治秩序的言论，也有反映劳动人民利益的思想。东汉后期，道教出现太平道和五斗米道两大教派，均流行于民间，有比较严密的组织和规范化的科戒仪式。
太平道首领是活动于冀州的张角（？～184），自称“大贤良师”，以画符咒语为人治病。他阐发《太平清领书》中的某些平等观念，主张赈济贫民。遣弟子四方传教，署徒众为三十六万，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人，各立首领。中平元年（184），张角率徒众发动了黄巾起义。起义失败后，太平道逐渐销声匿迹。五斗米道的首领是活动于蜀、汉中的张陵（？～156）。他广招徒众，入道者出米五斗，故称五斗米道。五斗米道以《老子》五千文为经典，令信徒习诵。张陵死后，其孙张鲁在汉中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政权达三十余年。张鲁自号师君，初学道者称鬼卒，久受道而成信徒者号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道大祭酒。又作义舍，行路者可免费食义米及肉，量腹而足。徒众犯法，于静室中思过，三原（即赦免三次）而后刑。张鲁后降曹操，五斗米道因此得以保存，并吸收了原太平道的一些教徒，成为道教的唯一教派。三国两晋南北朝三国西晋时，五斗米道发展为天师道。天师道分符水派和金丹派。前者仍采用首过（即自省思过）、符水治病等方式，在民间传播；后者则以金丹经、**等手段为统治者帮闲服务。但上至君主，下至贵族和官僚，信道者甚少，道教仍未成为统治阶级倡导的宗教。西晋灭亡后，战乱颇仍，社会动**不安，人们精神极为苦闷，遂为道教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环境。东晋南北朝时，一方面，下层人民信奉道教者激增，他们往往自称太上老君的化身李弘降生为圣王，组织起义。著名的东晋孙恩、卢循起义，就是以五斗米道为组织形式而发动的。另一方面，统治阶级上层亦多有信奉道教者。如东晋哀帝、简文帝，北魏明元帝、太武帝，高等士族如南方的琅琊王氏、高平郗氏、会稽孔氏、陈郡殷氏，北方的清河崔氏、范阳卢氏、京兆韦氏，都信奉天师道。
道教遂开始由民间宗教向统治阶级宗教转化。但是，天师道存在的教义混乱、修行困难、组织涣散、科律废弛等问题，都难以适应统治阶级的政治要求。于是，东晋中叶至南北朝初年，出现了道教改革。改革的内容，大体上是南方重经法义理，制作教义，北方则讲究礼拜功德、清理道规。东晋以前，道教经典颇滥。葛洪（约283～363）《抱朴子》所记各类道经，有两三百种，一千四五百卷。晋哀帝兴宁二年（364）始，杨羲、二许（许谧、许翙）制作上清经及“真？”（即所谓老君亲授之语）。其后，梁陶弘景（456～536）在此基础上撰《真诰》，遂建立道教中的上清派。上清派既重视诵经、修功德，更以存神为主，认为使百神守身，可长生不死，飞升太清；并主张简化修行方法，贬斥旧天师道的**。东晋末，葛洪孙葛巢甫又制作灵宝经，刘宋陆修静（406～477）“更加增修，立成轨仪”，建立了道教中的灵宝派。灵宝派受上清派影响较大，但也有重符科教、重劝善度人、修行方法更简明易行等特点，因此广泛传播。上清派和灵宝派都重视对道经的整理和分类。陆修静撰《三洞经书目录》，为最早的一部《道藏》书目。这一时期，出现了三洞四辅的道经分类法。三洞即洞真（上清经）、洞玄（灵宝经）、洞神（召劾鬼神之书）；四辅即太玄（洞真）、太平（洞玄）、太清（洞神）、正一（对以上六部的补充）。三洞四辅，是以后一千年所承用的道经七部分类法，又意味着经典的品级和修行的次第，也具有区别教派的含义。
北朝道教改革的代表人物是寇谦之（365～448）。他受南朝灵宝派的影响，制作《云中音诵新科之诫》等经八十余卷，在经义经理方面无多创新。但寇谦之却明确声称要清整道教，除去五斗米道的三张（张陵、张衡、张鲁）之“伪法”，租米钱税及男女合气之术，严格斋戒礼拜，使道教组织更为严密，教规教义更为完备。经过他的整顿，道教更加适应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南北朝道教组织形式的另一变化，是祭酒制的衰落、道馆的兴起及道官的设置。刘宋陆修静设立的简寂馆、崇虚馆，是正式见于文献记载的道馆。道馆在北朝称之为道观。隋统一后，亦改南朝道馆名为道观。道观一词，遂为历代沿用。道官的设置，始于梁。梁在中央设大道正，在州郡设小道正，大小道正往往即是道馆馆主。北周有司玄中士、司玄下士，掌道门之职。经过南北朝在经典、教义、教仪、教规、组织形式等方面的改革，奠定了道教的基本格局，道教因而成为被统治阶级所崇奉和利用的宗教。
道教在充实发展教义教理的过程中，大量引进了佛教的因果报应说、三世三界说，同时也吸收了儒家的封建伦理道德思想。陶弘景就曾极力主张“百法纷凑，无越三教之境”，儒、释、道应三家合流。
历史词典：道教
东汉边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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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东汉时期
地点： 今东北、北方、西北、西南等边远地区
人物： 无
东汉边郡是东汉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行政区划制度。东汉郡县多因袭西汉旧制，边郡没有大的增减，唯郡的治所和辖区稍异于西汉，但边郡领县则较西汉骤减一百多，系在光武时废去，以东北、北方、西北诸边郡省并为甚。河西四郡和西南、南方边郡领县不见减少。西南有哀牢内属，增设永昌郡。此外，有“属国别领比郡”之举，即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置属国都尉，“主蛮夷降者”，“治民比郡”，安置内附族众，有利于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形成和巩固。按行政区域划分的东汉边郡表现为：
东北边郡东汉初因前制，有乐浪、玄菟、辽东、辽西、右北平、渔阳、上谷七边郡。是时高句丽强盛，取东沃沮地，光武建武六年（公元30），遂罢乐浪东部都尉，弃单单大岭（今朝鲜北部大峰山脉、阿虎飞岭山脉）以东七县，乐浪郡境缩小。玄菟郡则内迁至今辽宁沈阳、抚顺一带，领县虽同西汉，但已非故地。安帝即位，以辽东郡之高显、候城、辽阳三县划属玄菟，又分辽东、辽西二郡地设立辽东属国，安置内附的乌桓、鲜卑，地位与郡等同。东北合有七郡一属国，受辖于幽州刺史部。边郡境外辽水以东为夫余、高句丽，辽水以西为乌桓、鲜卑。乌桓有内属的，布于缘边诸郡，“招来种人，给以衣食，置校尉以领护之”。灵帝中平年间，诸边郡乌桓“各自称王”，至献帝初平中，蹋顿总摄辽东、辽西、右北平三郡乌桓，“众皆从其号令”，又与冀州牧袁绍结姻，势倾北州。建安十二年（207）曹操亲征乌桓，斩蹋顿于柳城（今辽宁朝阳南），东北边郡遂安。乌桓族众随征伐，“由是三郡乌桓，为天下名骑”。北方边郡东汉初因前制，有代郡、雁门、定襄、云中、五原、朔方、西河、北地等八边郡；代郡属幽州刺史部，北地郡属凉州刺史部，其余六郡属并州刺史部。汉光武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匈奴分裂成南北两部，南匈奴附汉，次年，北匈奴震怖，“却地千里”。二十六年春，令南单于入居云中；同年冬，徙居西河美稷县。此后，北方缘边八郡悉有匈奴屯聚，分部归属于右贤王和诸骨都侯、左南将军，总辖于南单于，有别郡县之外，“为郡县侦罗耳目”，守卫汉北方边境。章帝建初以后，又有北匈奴部众款五原、朔方、云中、北地诸郡塞下降汉，北方边郡广为匈奴散居，“生长汉地，开口仰食，岁时赏赐，动辄亿万”，世受汉廷优遇。留居漠北的北匈奴，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为汉将窦宪所破，一部分西迁，残留族众为转迁漠北的鲜卑所并。桓帝时，鲜卑檀石槐立国于匈奴故地，北方边郡屡受寇抄。檀石槐死后，鲜卑部众遂离散，边郡稍安。
西北边郡东汉初因前制，有陇西、天水、金城、安定、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八郡。明帝永平十七年（公元74），改天水郡为汉阳郡。安帝又别置张掖属国和张掖居延属国，藉以安置内迁的匈奴。此外，西汉益州刺史部范围的武都郡，东汉划属于凉州刺史部管辖，西北合为九边郡二属国。境内多羌、胡、匈奴各族。羌种繁杂，较著的有烧当、先零、钟羌、牢姐、烧何、封养、吾良、当煎、滇零、零昌、当阗等，散居金城、陇西、安定、汉阳诸郡；武都郡有参狼羌；金城郡湟中地区有“月氏胡”；张掖郡有“义从胡”。诸羌“或倥偬于豪右之手，或屈折于奴仆之勤”，因不堪东汉统治者的压迫，“群种蜂起”，纷纷反抗，边郡不宁，金城、陇西、安定诸郡都曾一度迁治。河西四郡二属国边地受北匈奴骚扰，自建武至于延光年间，玉门关、阳关曾数度关闭，“西域三绝三通”。
西南边郡东汉初因前制，有犍为、牂柯、越巂、益州诸边郡。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种人五十五万余口内属，以其地设哀牢、博南二县，又以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领不韦、云南等六县，合为永昌郡。安帝时又以广汉郡北部都尉置广汉属国；蜀郡西部都尉置蜀郡属国，犍为郡南部都尉置犍为属国；合为五郡三属国。灵帝时蜀郡属国改置为汉嘉郡；又于蜀郡北部都尉地设汶山郡。诸郡和属国境内民族众多，有氐、羌、夷、濮、僚等，史称“参差聚落”，“服叛难常”。
南方边郡东汉因前制，有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七郡，但领县、辖区有异于西汉。日南郡南境原象林县地，顺帝永和后为林邑攻占，郡境较西汉内缩；九真郡西部，安帝永初元年（107），“徼外夜郎蛮夷，举土内属，开境千八百四十里”，较西汉扩展。灵帝建宁三年（170），“乌浒人十余万内属，皆受冠带，开置七县”，分属于郁林、合浦二郡。历史词典：东汉边郡
汉简
历史档案
时间： 两汉时期
地点： 中原地区
人物： 无
汉简是指两汉时代遗留下来的简牍。早在北周时代就有人在居延地区发现过汉代“竹简书”，北宋人也曾在今甘肃等地获得过东汉简。近代最先发现的古简是魏晋简。1901年，瑞典人斯文赫定在新疆罗布泊北部地区的一个古遗址里发现了一批魏晋木简和字纸。这个遗址后来被定为楼兰遗址。同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在新疆民丰北部也发现了魏晋简。在所谓楼兰遗址，斯坦因和日人橘瑞超也发现过魏晋简纸。1906年，斯坦因在新疆民丰县北部的尼雅遗址发现了少量汉简，大部分简的性质类似后世赠物名刺，有人推测是西域精绝国遗物。次年，他又在甘肃敦煌县一带的一些汉代边塞遗址里发现了七百多枚汉简。这是近代初次发现的汉简。此后陆续有新的汉简出土，七十多年来共发现四万余枚，其中既有完整的，也有残碎到只剩一两个字的。除了尼雅汉简等少量比较特殊的例子，已发现的汉简可以根据出土情况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在汉代西北边塞地区遗址里发现的，可简称为边塞汉简。一类是在汉墓里发现的，可简称为墓葬汉简。
边塞汉简还可分为三种：
第一，敦煌汉简。斯坦因于1907年在敦煌附近发现汉简后，1914年又在甘肃的敦煌、安西、酒泉、鼎新（毛目）等地的汉代边塞遗址里，发现了一百七十枚左右汉简。1944年夏鼐等对敦煌小方盘城以东的汉代边塞遗址进行考察，掘获汉简四十三枚。1979年，考古工作者在敦煌小方盘城以西的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里发现汉简一千二百余枚。这是敦煌汉简数量最多的一次发现。此外，在1977年和1981年，考古工作者还分别在酒泉西北的玉门辖地花海农场和敦煌酥油土两地的汉代烽燧遗址里采集了一些汉简。斯坦因1914年发现汉简的地点横跨汉代敦煌、酒泉两郡，70年代发现汉简的玉门花海也应属酒泉郡，但是习惯上把这些汉简统称为敦煌简。
第二，居延汉简。1930～1931年，中国、瑞典学者合组的西北科学考查团在甘肃、内蒙古境内的额济纳河两岸和内蒙古额济纳旗黑城东南的汉代边塞遗址里，发现一万枚左右汉简。这次发现汉简的地点，在北部的属汉代张掖郡居延都尉辖区，在南部的属张掖郡肩水都尉辖区，但是习惯上把这两个地区出土的汉简统称为居延简。1930年，考查团还在甘肃鼎新以西的北大河沿岸，斯坦因在1914年调查过的一段边塞遗址里，发现了少量汉简。这段边塞应属酒泉郡。因此，在所谓居延简里实际上还包括了极少量的酒泉简。1973～1974年，甘肃居延考古队在破城子（居延都尉所属甲渠候官治所遗址）和肩水金关遗址等地进行试掘，获汉简近两万枚。1976年，甘肃省博物馆文物队等单位组织调查组，沿额济纳河下游，在居延地区进行了广泛调查，获汉简一百六十四枚。估计居延简今后还会大量出土。第三，罗布泊汉简。1930～1934年，黄文弼在新疆罗布泊北岸的汉代防戍遗址里，掘获西汉宣、元、成诸帝时木简七十一枚。这批简的出土地点接近所谓楼兰遗址，也有人称之为楼兰汉简。
汉朝边塞汉简通常发现于边塞地区的官署（如都尉、候官治所等）和烽燧的遗址里，为屯戍吏卒所遗留，有的是当时有意保存起来的，有的是当时作为垃圾而抛弃的。西北地区缺少竹子，已发现的简绝大多数是木简。从形制上看，除一般的简以外，还有两行、牍、觚（多面棒状木条）、符、券、检（有覆盖文书、书信用的，也有封存物件用的）、签等等，种类颇多。从内容上看，主要部分是公家的各种文书和簿籍，还有与吏卒生活有关的私人书信、衣囊封检、历谱、医方、占书、九九表、字书以及其他书籍等等。简的年代起自西汉中期（武帝后期），讫于东汉后期，中间包括王莽新朝和更始时期。已发表的汉简上的明确纪年，最早的是武帝天汉二年（前99）和三年。《居延汉简甲编》1398号简有“太初三年”，但这是在追述往事时提到的。对于居延简中所谓“元朔元年”简和“元狩四年”简，学术界尚有不同意见。最晚的是顺帝永和二年（137）。陈梦家《汉简考述》认为最晚的纪年简是“永（原文误为元）康三年”（169）简，当指发掘号为551.32的《居延汉简》2519号简。此简为一小残片，仅存“永康三”三字。桓帝延熹十年六月改元永康，次年即灵帝建宁元年，永康三年相当于建宁二年。陈氏对此简的解释是否可信尚待研究。边塞汉简所反映的并不仅仅是边塞地区的情况。在很多方面，西北边塞和全国其他地方的情况是一致的。而且边塞汉简的有些内容，如某些诏书和中央机关发的公文，本来就是面向全国的。因此无论是研究汉代的西北边塞地区，还是全面地研究汉代史，汉简都是十分重要的史料。通过六七十年来对汉简的研究，在汉代的边防设施（包括烽燧制度）、屯田制度、兵制、官制、行政制度（包括文书制度）以及汉代社会的经济、文化和阶级关系等方面，都获得了很多新的知识。
墓葬汉简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陆续发现，比较重要的有以下几批：
1959年7月，甘肃省武威县磨咀子6号汉墓出土竹木简五百枚左右，主要部分是《仪礼》的九篇抄本，约抄写于西汉末至王莽时期。
1972年，湖南省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下葬年代约当文帝晚年）出土竹简三百一十二枚，是记载随葬物的“遣册。
1972年4月，山东省临沂银雀山1号汉墓（约当武帝初期）出竹简六千枚左右，但大部分已残碎，包含《孙子》、《齐孙子》（即《孙膑兵法》）、《晏子》、《太公》、《尉缭子》等古书的部分抄本，以及很多其他古书（绝大部分是佚书），其中有论政、论兵的著作，关于阴阳、时令、占候的著作，篇题为《唐革（勒）》的一篇赋，以及相狗方、作酱法等等。同时发掘的2号汉墓出武帝元光元年历谱一份。1972年，甘肃省武威旱滩坡汉墓（约当东汉前期）出医方简牍一批。
1973年，河北省定县40号汉墓（为西汉晚期的中山王墓）出一批已经炭化的残碎竹简，字迹尚可勉强辨认。其中有《论语》、《文子》、《太公》等古书的部分抄本，以及内容大都见于《孔子家语》、《说苑》、《大戴礼记》等书的一些儒家作品。此外还有《六安王朝五凤二年正月起居记》等。
1973年和1975年，考古工作者两次发掘了湖北省江陵县凤凰山的西汉前期墓地，在好几个墓里都发现了遣册。1973年发掘的10号墓里，还发现了内容主要为乡文书的一批竹简和木牍。
1973年发掘的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文帝十二年下葬），除了出土大批珍贵帛书外，还出了竹木简六百余枚（包括少量木牍），一部分是遣册，一部分是讲养生之道和**的书。
1977年，安徽省阜阳县双古堆1号汉墓（约当文帝时）出竹简一批，其中有《诗经》、《仓颉篇》等书的部分抄本，惜都已残碎。
1978年7月，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115号汉墓（约当西汉晚期）出残木简四百枚，内容多为军法。
1983年12月至1984年1月，江陵张家山247号、249号、258号三座西汉前期墓出大量竹简。247号墓出简一千多枚，其中有汉律、《秦谳书》、《盖庐阖闾》、《脉书》、《引书》、《算数书》和历谱、遣策等。249号墓有《日书》。258号墓有历谱。80年代，江苏省仪征县胥浦101号汉墓（属西汉末年）出“先令券书”等简牍。“先令”即遗嘱。
汉墓所出古书，有很多是久已失传的佚书。即使是现在尚有传本的书，由于年代早，往往可以纠正今本的讹脱，有时还能确定书的著作时代，所以价值很高。银雀山1号汉墓所出佚书中有《田法》篇，大约作于战国。篇中讲到政府授田给农民的制度以及农民的各种负担，是研究古代社会的重要史料。凤凰山有些汉墓所出的遣册，有与农业生产有关的俑的记载，反映了当时使用奴隶劳动的情况。凤凰山10号汉墓出土的乡文书，提供了西汉前期田租、赋税、徭役和土地占有等方面的重要情况。张家山247号墓所出汉律虽只是部分抄本，但内容很重要。这些都是研究汉代史的珍贵资料。
历史词典：汉简
户调制度
历史档案
时间： 魏晋时期
地点： 中原地区
人物： 无
户调，是魏晋时期按户征收的赋税。户调与田租相配合，构成对自然经济下男耕女织自耕农的赋税剥削。十六国、南北朝时继续沿用。户调制产生于东汉末年，献帝建安五年（200）。曹操（即魏武帝曹操）在兖、豫二州征收户调，其征敛物为绵、绢。九年平定河北后，曹操正式颁布户调令，规定每户征收绢二匹、绵二斤。这是历史上首次颁布的户调制度。西汉对于自耕小农的剥削有田租和人头税，没有户调。人头税包括口赋和算赋，征收货币。此外，统治者在应付迫切需要时也向人民“调”其他实物。东汉时，“调”逐渐成为人民经常的负担，但还没有规定数额及缴纳物。直到曹操时“调”始固定化，成为新兴税目，取代了汉代的口赋、算赋。由于东汉末年商品货币经济萎缩，自然经济进一步发展，民间以谷帛交易，于是征敛物由货币改为绵绢，按户征收，故称户调。从此它与田租一起成为国家的正式赋税。
太康元年（280），西晋灭吴统一全国以后，制订“户调式”，规定以丁男为户主的户，每年交纳绢三匹、绵三斤。丁女及次丁男立户，减半征收；边郡民户户调只纳规定数目的三分之二，更远者纳三分之一；少数民族每户纳“賨布”一匹（巴人称赋为賨），远地或纳一丈。就丁男为户的税率而言，高于曹魏时期，但对于贫弱农户和少数民族有所照顾，表现了一定的灵活性，有其积极意义。
以上对于户调叙述的数额只是平均标准，在具体征收时，采用九品混通的办法，即依据资产多寡将农户分为九等，按照户等高低征收不同数量的绢绵。但其征收户调总数应与各地丁男、丁女及次丁男户数须纳户调总额相等。西晋灭亡后，在南方，东晋南朝继续实行户调制。南朝后期梁、陈时才改户调为丁调，南朝户调的征敛物常为布。在北方，十六国时期和北魏前期大致仍行户调制。太和九年（485）实行均田制后，改为按丁征收赋税，户调制和九品混通制从此废止。
历史词典：户调
丝绸之路
历史档案
时间： 两汉时期
地点： 中国西北地区
人物： 无
丝绸之路，是中国古代经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通道。因大量中国丝和丝织品多经此路西运，故称丝绸之路，简称丝路。“丝绸之路”这一名称是由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1877年出版的《中国》一书中首先提出的，原指两汉时期中国与中亚河中地区以及印度之间，以丝绸贸易为主的交通路线。其后，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在《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古丝路》(柏林，1910)一书中，通过对文献记载的进一步考察，把丝路延伸到地中海西岸和小亚细亚，确定了丝路的基本内含。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一些外国探险家在中国西北地区发现了大量古代中国与西方进行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遗迹、遗物，与丝绸之路有关的历史、考古等问题遂成为各国学者研究的重要课题，并陆续著书立说，使丝路研究包括了更广泛的内容。在古代世界，只有中国是种桑、养蚕、生产丝织品的国家。近年各地发现的考古资料已充分证明，自商、周至战国时期，丝绸的生产技术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那时中国丝绸已经西北各民族之手少量地辗转贩运到中亚、印度。汉初，河西走廊曾先后为乌孙、月氏、匈奴所占，西域绿洲诸小国亦为匈奴所控制，汉与西方的道路难以直达。元光二年(前133)以后，汉武帝刘彻连年派大军进攻匈奴，巩固西北诸郡边塞，又陆续设立了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割断了匈奴与羌人的联系，得以沟通西域。又从敦煌到盐泽(今新疆罗布泊)筑造了很多烽燧及亭障，以防匈奴南侵。公元前77年汉兵攻克当道的楼兰，更其国名曰鄯善，将其国都迁至以南的扜泥城(今新疆若羌附近)。公元前60年汉置西域都护，屯田于乌垒城(今新疆轮台东)，以保西域通道。早自张骞西使乌孙结盟后，汉使者、商人便接踵西行，至此丝绸之路益加畅通，大量丝帛锦绣沿此路不断西运，同时西域各国的“珍奇异物”也输入中国。此后，王莽当政时和东汉期间，西域虽然几度因政局波动暂与汉廷中断联系，但商业往来并未受很大影响。班超经营西域期间，还派甘英出使大秦，抵条支，临大海而返。
魏晋时，东西商业往来不断，位于丝路咽喉重地的敦煌，就是胡商的聚集地之一，这里曾发现中亚粟特商胡的经商书简。5～6世纪时，南北朝分立，但沿丝路的东西交往却进一步繁荣。北魏建国后不久就派使者前往西域，以后中亚各国的贡使、商人常集于平城(北魏前期都城，今山西大同东北)。迁都洛阳后，洛阳更成为各国商人荟萃之地，“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北齐的都城中也聚集着不少商胡。隋炀帝杨广曾派黄门侍郎裴矩到张掖招徕西域商人，“西域胡往来相继，所经郡县，疲于送迎”，说明当时丝路的兴旺。唐朝西部的疆域超过汉代，在伊州、西州、庭州设立了同于内地的州县。在龟兹、于阗、疏勒、碎叶设立安西四镇(后以焉耆代碎叶)，驻兵防守，由安西部护府管辖。以后又置北庭都护府，统辖天山北路的羁縻州府(见羁縻州)，这为丝路的畅通提供了更可靠的保证。因此唐代长安、洛阳以及其他重要都市都有大量商胡，呈现出国际都会的风貌。
从9世纪末到11世纪，由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向东南沿海转移，以及阿拉伯世界的兴起，东西海上往来逐渐频繁起来；同时，中国西北地区各民族政权的分裂、对立，使丝路上的安全难以保障，这条陆上通道的重要性降低。在蒙元时期，由于蒙古的西征和对中亚、西亚广大地区的直接统治，使东西驿路通畅，许多欧洲使者、教士和商人，如马可·波罗，都沿此路东来中国，丝路又繁荣一时。明朝建立后，采取闭关政策，虽然出嘉峪关经哈密去中亚的道路未断，但陆上丝路作为中西交通路线已远不如海路重要了。
丝绸之路的基本走向奠定于两汉时期。大致东起汉长安，西行上陇坂，通过河西走廊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出玉门关或阳关，穿过白龙堆，先到楼兰。楼兰在古盐泽(蒲昌海，今罗布泊)西北部(今罗布泊已近干涸，古楼兰遗址几全为荒沙所湮没)。汉代西域有南北两道，楼兰是两道的分岔点。北道自此向西，沿孔雀河至渠犁(今新疆库尔勒)、乌垒、轮台，再西经龟兹(今新疆库车)、姑墨(今新疆阿克苏)至疏勒(今新疆喀什)。南道自鄯善的扜泥城，西南沿今车尔臣河，经且末、扜弥、于阗(今新疆和田)、皮山、莎车至疏勒。由于千余年戈壁沙漠向南移徙，致使南道东段逐渐沙漠化，伊循、扜泥诸古城均为沙漠所湮，所以今日的南道东段已远在古南道之南。永平十六年(公元73)，汉明帝刘庄北攻匈奴取得伊吾庐(今新疆哈密)地，置宜禾都尉屯田，以阻截北匈奴之南侵西域。此后，汉与匈奴曾互争伊吾而多次交战，终于迫使北匈奴西迁，汉政府遂开辟了“新北道”，改由敦煌向北到伊吾，然后西经柳中、高昌壁、车师前部交河城(均在今吐鲁番盆地)、越天山经焉耆至龟兹，再循汉北道西行抵疏勒。新北道即《魏略》中的“中道”，以别于天山以北的“北新道”。南北朝时期，南朝与西域的往来，主要是从益州(今四川成都)北上龙涸(今四川松潘)，经青海湖旁吐谷浑都城，向西经柴达木盆地，北上敦煌，或更向西越阿尔金山口进入西域鄯善地区。因经吐谷浑境，故称“吐谷浑道”或“河南道”。隋唐时期，又开辟了从瓜州北玉门关经伊州、北庭、轮台，越伊犁河至碎叶进入中亚的道路，即北新道。
从疏勒西行越葱岭抵大宛(今苏联费尔干纳)，其都城贵山约当今柯柬德。自此向西为粟特、大夏。大夏都城监氏城(Bactra)即今阿富汗巴尔赫：自疏勒直西穿阿莱高原亦可直抵大夏。大夏之西为安息，其部城为番兜。自粟特西南行达安息东边重镇木鹿(Merv)，亦西抵番兜。自此西南行过阿蛮，抵底格里斯河岸边的斯宾(安息晚期的都城)，渡河数里即商业重镇斯罗。自斯宾顺流而下可达波斯湾头的条支。自斯罗西北行可达古叙利亚的安条克，《魏略》名之曰安都；自此再南下，越西奈半岛可达埃及的亚历山大城，此城在汉代或称犁靬(黎轩)。后汉时，罗马势力已占有近东、北非，汉人对以亚历山大城为中心的罗马帝国东部称为大秦。另外，沿汉的南道“自皮山西南往乌托，涉悬度，历罽宾，六十余日行至乌弋山离国”。悬度为今之达丽尔，罽宾即今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乌弋山离为今锡斯坦。这条路东汉时称作“罽宾乌弋山离道”。从乌弋山离西南陆路行可抵条支。又，从罽宾南行至印度河上游，沿河南下可达河口处罗马人名曰Barbaricon的海港，即今巴基斯坦的卡拉奇。
在上述丝路干线外，还有许多支路，而且随着时代变迁，政治、宗教形势的演变，各条路线在不同时期的重要性不同，而且不断有新的道路开辟。近年来一些学者更扩大了丝绸之路的概念，认为上述道路只是通过沙漠绿洲的道路，因称之为“绿洲道”。又将通过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地区的道路称为“草原道”，经中国南方海上西行的道路称为“海上丝绸之路”或“南海道”等等。这些提法虽然对研究东西交通有意义，但已非原来意义上的丝路了。丝绸之路不仅是东西商业贸易之路，而且是中国和亚欧各国间政治往来、文化交流的通道。西方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建筑等艺术，天文、历算、医药等科技知识，佛教、祆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等宗教，通过此路先后传来中国，并在中国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国的纺织、造纸、印刷、火药、指南针、制瓷等工艺技术，绘画等艺术手法，儒家、道教思想，也通过此路传向西方，或多或少地给某些国家以影响。至今，丝绸之路仍是东西交往的友好象征。历史词典： 丝绸之路
官渡之战
历史档案
时间： 东汉时期
地点： 官渡（今河南中牟东北）
人物： 曹操、袁绍
官渡之战是东汉建安五年（200）曹操与袁绍争夺中原地区的关键性战役。因交战于官渡（今河南中牟东北），史称官渡之战。
东汉末，群雄割据。董卓之乱（189年）后，经过近十年的混战，形成势力最强的两大割据者——袁绍和曹操（见魏武帝曹操）。袁绍于建安四年，消灭了割据幽州的公孙瓒，占有幽、冀、青、并四州（今河北、山西、山东东北部和河南黄河北部分地区）；曹操占有兖、豫二州（今山东西部、河南黄河东南部），并于建安元年把汉献帝迎到许（今河南许昌东），取得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优越地位。双方各怀野心，企图独霸天下。建安四年，袁绍组织十万大军，战马万匹，进驻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北），企图直捣许，一举消灭曹操。
五年正月，曹操为了避免腹背受敌，率军东进徐州，击溃与袁绍联合的刘备，逼降关羽，占据下邳（今江苏邳县南）。接着进驻易守难攻的官渡，严阵以待。
二月，袁绍派大将颜良南下，包围了白马（今河南滑县东）。曹操只有两万兵马，力量对比极为悬殊。于是采取声东击西，分其兵力的作战方针。
四月，率军从官渡到延津（今河南延津北），做出要北渡黄河袭击袁绍后方的姿态。袁绍急忙分兵西迎曹军。曹军乘势进袭白马，杀袁绍大将颜良，袁绍闻讯派兵追来，曹军又斩袁绍大将文丑。曹军士气大振，然后还军官渡，伺机破敌。
七月，袁军主力进至官渡北面的阳武（今河南原阳东南）。
八月，接近官渡，军营东西长达数十里。曹操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双方在官渡相持了数月。在这期间，曹操一度准备放弃官渡，退守许。荀彧提出，撤退会造成全面被动，应该在坚持中寻找战机，出奇制胜。曹操依其议。
十月，袁绍派淳于琼率兵一万多押送大量粮食，囤积在袁军大营以北约四十里的故市、乌巢（今河南延津东南）。沮授建议袁绍派兵驻扎粮仓侧翼，以防曹军偷袭，遭袁绍拒绝。谋士许攸也提出，趁曹军主力屯驻官渡、后方空虚的机会，派轻兵袭许，袁绍又不采纳。许攸投奔曹操，告知袁军的虚实。曹操果断地决定留曹洪、荀攸固守官渡大营，亲自率领步骑五千偷袭乌巢，半夜到达，乘袁军毫无准备，围攻放火，焚烧军粮。袁绍误认为官渡曹营一定空虚，派高览、张郃率主力攻打，而只派少量军队援救乌巢。结果官渡曹营警备森严，防守坚固，未能攻下。
同时，曹操却猛攻乌巢，杀死守将淳于琼，全歼袁军，烧毁全部囤粮。消息传来，袁军十分恐慌，内部分裂，张郃、高览率所属军队投降曹操。曹操乘机出击，大败袁军，歼敌七万余人。袁绍父子带八百骑兵逃回河北。两年后，袁绍郁愤而死。此战役为曹操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历史词典：官渡之战
汉昭烈帝刘备
历史档案
时间： 三国时期
地点： 中原地区
人物：刘备
刘备是三国时期汉国（习称蜀国）开国君主。字玄德。涿郡涿县人。汉朝皇室疏宗。早年丧父，家孤贫，与母从贩履织席为业，好交结豪侠。汉灵帝末年，黄巾起义军起，他聚徒众，从官府进行镇压有功，除安喜尉。因与郡督邮冲突，弃官亡命。后投靠中郎将公孙瓒，为别部司马，数有战功，领平原国相。徐州牧陶谦为曹操所攻，备率兵相救，陶谦死，刘备据其遗命，代为徐州牧。与盘踞寿春的袁术相拒，为另一军阀吕布所乘，败归曹操。操荐为豫州牧，进位左将军。很为曹操看重。因与汉献帝舅董承谋杀操事泄，逃至徐州，杀刺史车胄，统众数万人。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被曹操击破，弃妻与子，往依袁绍，极受尊重。官渡之战后南奔刘表，刘表始以上宾礼待之，使屯新野，后因刘备声望日高，荆州豪杰归者日多，于是对他有所防备。曹操北征乌桓，刘备建议袭取曹操根据地许都（今河南许昌东）。刘表未采纳。十三年，曹操南伐，刘表卒，子刘琮降。刘备逃至夏口，采纳诸葛亮之议，与孙权联合，大败曹操于赤壁（见赤壁之战）。又南取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据有荆州之地。十六年，率军数万人应益州牧刘璋之请，西入蜀。原为共同制御张鲁，抵抗曹操，后两人失和，刘备攻下成都，推翻刘璋统治，夺得益州。二十四年，击斩曹操大将夏侯渊，曹操率军亲征，无功而还。刘备遂占领汉中，为汉中王。
同年，关羽被杀，荆州为孙权夺去。蜀国规模自此基本确定。刘备知人善任，有名将关羽、张飞为左右手；自得诸葛亮，信任专一，言听计从，措施得宜，故能在地狭民少的蜀地，开创与魏、吴鼎立局面。221年刘备称帝，国号汉，都成都。当年，兴师伐吴，欲报杀关羽、夺荆州之仇。孙权遣使求和，不许。次年，两军决战于夷陵。因战略错误，且相持七八月，蜀军疲惫，士气低落，为吴国大将陆逊所败，损失惨重。刘备逃归白帝城，第二年病重，托孤于丞相诸葛亮，不久，卒于永安宫，谥昭烈帝。
历史词典：刘备
白虎观会议
历史档案
时间： 东汉时期
地点： 中原地区
人物： 汉章帝
白虎观会议东汉章帝时召开的一次讨论儒家经典的学术会议。东汉初年，经今古文学的门户之见日益加深，各派内部因师承不同，对儒家经典的解说不一，章句歧异。汉光武帝刘秀于中元元年（公元56年），“宣布图谶于天下”，把谶纬之学正式确立为官方的统治思想。为了巩固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使儒学与谶纬之学进一步结合起来，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依议郎杨终奏议，仿西汉石渠阁会议的办法，召集各地著名儒生于洛阳白虎观，讨论五经异同，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白虎观会议。这次会议由章帝亲自主持，参加者有魏应、淳于恭、贾逵、班固、杨终等。会议由五官中郎将魏应秉承皇帝旨意发问，侍中淳于恭代表诸儒作答，章帝亲自裁决。这样考详同异，连月始罢。此后，班固将讨论结果纂辑成《白虎通德论》，又称《白虎通义》，作为官方钦定的经典刊布于世。这次会议肯定了“三纲六纪”，并将“君为臣纲”列为三纲之首，使封建纲常伦理系统化、绝对化，同时还把当时流行的谶纬迷信与儒家经典糅合为一，使儒家思想进一步神学化。
历史词典：白虎观会议
黄巾起义
历史档案
时间： 东汉末年
地点： 中原地区
人物： 张角
黄巾起义是东汉末年，张角领导的一次有组织、有准备的全国性农民起义。因起义军头戴黄巾为标识，史称黄巾起义。东汉末年，土地兼并十分严重，豪强地主势力迅速膨胀。他们“馆舍布于州郡，田亩连于方国”，拥有成千上万的奴婢和徒附。广大农民丧失土地之后，多数沦为豪强地主的依附农民。他们除了交纳高额地租和服徭役外，人身也受地主支配，如充当家兵等，甚至跟随主人迁徙。农民与地主阶级处于尖锐的对立地位。
东汉自和帝以后，皇帝都是幼年即位，由外戚、宦官轮番把持朝政。政治日趋腐朽。灵帝刘宏公然在西园卖官鬻爵。州郡官职有时一月轮换几次，官吏到任后，就聚敛搜括。自安帝以后，朝廷长期对羌族用兵，耗费军饷四百多亿，这一沉重负担又全部落到农民头上。加上各种自然灾害，以致出现了“田野空，朝廷空，仓库空”的严重局面。大批农民四处流亡，饿殍遍野，连京师洛阳也是死者相枕于路。由于社会危机日益深重，广大农民被迫奋起反抗。从安帝到灵帝的八十余年，见于记载的大小农民起义近百次。其中，如安帝时青州张伯路领导的流民起义，波及沿海九郡；顺帝时广陵张婴领导的起义军一万多人，活动于徐、扬一带达十几年之久；桓帝时太山公孙举领导起义军，在青、兖、徐三州作战，给官军以沉重打击。在南方和西北，还出现了汉族和少数民族的联合起义。不少农民起义的领袖自称“皇帝”、“黑帝”、“无上将军”、“真人”等，或建年号，或置百官，或则利用宗教为组织形式。此伏彼起，日益频繁。当时民间曾流行一首歌谣：“小民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吏不必可畏，民不必可轻！”黄巾起义正是在农民斗争蓬勃开展的基础上爆发的。
黄巾起义的领袖张角（？～公元184年），冀州巨鹿（今河北平乡西南）人，太平道的首领，自称“大贤良师”。太平道为道教一支，奉黄帝、老子为教祖。张角以传道和治病为名，在农民中宣扬教义，进行秘密活动。十余年间，徒众达十万，遍布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分为三十六方，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每方设一渠帅，由他统一指挥。熹平五年（176），司徒杨赐曾上书灵帝，请求诛杀太平道的渠帅，以免酿成后患。可见太平道已引起统治阶级严重注意。以后张角加紧部署起义，广泛传播“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谶语，鼓舞农民起来推翻东汉王朝的统治。又在各处府署门上用白土涂写“甲子”字样，作为发动起义的信号。太平道大方马元义多次往来京师，物色宦官封胥、徐奉等为内应。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初，张角命令马元义调动荆、扬等地徒众数万人向邺集中，约定三月五日各地同时起义。但预定起事前一月，张角弟子唐周上书告密，马元义被捕，惨遭车裂。洛阳百姓和太平道徒被杀的达千余人。灵帝随即下令冀州官府搜捕张角等起义领袖。张角派人飞告各方提前起义。于是三十六方“一时俱起”，众达数十万人。张角自称“天公将军”，弟张宝称“地公将军”，张梁称“人公将军”。旬日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灵帝慌忙下令州郡修理兵器，加固城防，派何进率左右羽林和五校尉营镇守洛阳，在洛阳附近增置八关都尉。又派遣皇甫嵩、朱儁、卢植等调集各地精兵，进剿黄巾军。并解除党锢，赦免党人，缓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各地豪强地主也纷纷起兵，配合官军镇压起义，其中著名的有袁绍、袁术、公孙瓒、曹操、孙坚、刘备等。
黄巾军人数众多，声势浩大，统治阶级因而诬称之为“蚁贼”。起义初期，黄巾军的主力分散在巨鹿、颍川、南阳等地，他们各自为战，攻城夺邑，焚烧官府，扫**豪强地主坞堡，取得了很大胜利。张曼成率领的南阳黄巾攻克郡城，杀太守褚贡。波才率领的颍川黄巾打败右中郎将朱儁，并将左中郎将皇甫嵩围困在长社（今河南长葛东北）。汝南黄巾打败太守赵谦。广阳黄巾杀幽州刺史郭勋和太守刘卫。巨鹿附近的农民俘虏了安平王刘续和甘陵王刘忠。张角率领冀州黄巾攻下广宗（今河北威县东），
黄巾军在取得一系列胜利的同时，也暴露了许多弱点，如起义军各自为战，未能协调配合；人数虽多，却缺乏战斗经验，以致使东汉王朝能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各地豪强地主利用宗族关系，组织地主武装与起义农民为敌，也增加了黄巾军的许多困难。东汉王朝为了确保京城洛阳的安全，首先进攻颍川黄巾。波才领导的黄巾军因缺乏作战经验，依草结营，被皇甫嵩乘夜纵火偷袭，曹操、朱儁又协同进攻，使数万起义农民惨遭屠杀。陈国、汝南和东郡的黄巾军也相继失败。之后朱儁领兵进攻南阳黄巾军。双方争夺宛城，战斗十分激烈，黄巾军三次失而复得，给敌人以很大的打击。但由于未能主动出击，丧失许多有利战机，加以首领韩忠动摇，使宛城终于失守。突围的黄巾军向精山（今河南南阳北）转移，被官军追击，大部牺牲。
冀州黄巾在张角病死后，由张梁统率固守广宗。当年十月，皇甫嵩率官军偷袭黄巾军营，张梁阵亡。三万多黄巾军惨遭杀害，五万多人壮烈投河而死，张角被剖棺戮尸。张宝也随即兵败于下曲阳而阵亡，十余万黄巾军被杀害。张角为首的黄巾军主力被镇压之后，黄巾余部和各地的农民武装，仍然坚持斗争。中平五年，黄巾余部郭大等在白波谷（今山西襄汾）聚众起义，攻打太原、河东等郡。同年，青、徐黄巾余部再起；益州马相、赵祗领导农民起义，也自号黄巾，旬月之间，攻破广汉，巴郡、犍为数郡，杀益州刺史郗俭。青州黄巾一度发展到拥众百万，战斗力也很强。他们长期在青、徐、兖、冀四州流动作战，给当地的封建割据势力和豪强地主以沉重的打击。后来青州黄巾虽被迫接受曹操的收编，但徐和、司马俱和管承领导的黄巾军仍分别在济南、乐安、长广等地活动。济南黄巾一直坚持到建安十二年（207），还攻杀了济南王。冀州的农民军有博陵张牛角，常山褚飞燕（张燕）以及黄龙、左校、于氐根、张白骑、刘石、左髭、丈八、平汉、大洪、司隶、缘城、罗市、雷公、浮云、白雀、杨凤、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绕、眭固、苦蝤等部。这些名号大都反映了起义首领的某些特点。他们经常活动在常山、赵国、中山、上党、河内一带，多者两三万人，少者六七千人。后来张燕联络各支农民军，众至百万，号黑山军。东汉朝廷无法用武力清剿。于是封张燕为平难中郎将，以图瓦解起义军。曹操平定冀州时，张燕率众投降。余部在此之前也先后为曹操和袁绍所镇压。
黄巾起义以及在它影响下的各族人民起义，从灵帝中平元年到献帝建安中叶，持续进行了二十多年的英勇斗争。黄巾起义事先经过长期准备，组织比较严密。它公开宣布要推翻东汉王朝，建立农民自己的政权，比以前的农民起义有显著的进步。由于起义农民本身的弱点，他们先后都被残酷镇压。但是，在农民起义的沉重打击下，腐朽的东汉王朝名存实亡。
历史词典：黄巾起义
《汉纪》
历史档案
时间： 东汉时期
地点： 中原地区
人物： 荀悦
《汉纪》是记载西汉历史的编年体史书。共三十卷，东汉荀悦（148～209）撰。悦字仲豫，喜好著述。献帝时，侍讲禁中，累迁秘书监、侍中。著有《申鉴》等书。献帝认为班固《汉书》文繁难读，建安三年命荀悦根据《左传》编年记事的编纂体例撰写《汉纪》，建安五年书成。全书约十八万字，不到《汉书》字数的四分之一。记事起于汉元年（前206），止于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因为荀悦撰写该书主要是对《汉书》剪裁删润，去繁就简，所以内容基本不出《汉书》范围。汉成帝永始元年谏议大夫王仁疏、卷二十九汉哀帝元寿元年侍中王闳谏，都不见于《汉书》。记事也偶有不同。
《汉纪》的贡献，在于它继《春秋》和《左传》之后，再次采用编年体，使这种修史方法渐臻成熟，成为与纪传体并重的两种基本的史书体裁。书中以“荀悦曰”的形式撰写的史论，多因事评论为政得失，言简意赅，写法灵活，为后人所称道。该书以《四部丛刊》本较为常见。
历史词典：汉纪
《九章算术》
历史档案
时间： 汉朝前后
地点： 中原地区
人物： 无
《九章算术》是现存的中国古代最早的数学著作。它出于众人之手，迭经修补，最后的编修人已不可考。《后汉书·马援传》记载，马续“善《九章算术》”，他研究该书大约在东汉和帝时期。可见《九章算术》最迟于和帝时已经编定。《九章算术》全书共分为九章：“方田”，主要内容为面积的量法和分数算法；“粟米”，主要内容为粮食交易计算法；“衰分”，主要内容为分配比例的算法；“少广”，主要内容为开平方和开立方法；“商功”，主要内容为体积的求法；“均输”，主要内容为政府组织粮食运输，平均负担的计算法；“盈不足”，主要内容为盈亏问题的解法和用同类计算方法解算其他类型算术题；“方程”，主要内容为联立一次方程组解法和正负数；“勾股”，主要内容为勾股定理的应用和测量问题的解法。九章共汇集了二百四十六个应用问题及其解算方法，系统总结了先秦至东汉初期的数学成就，为中国古代数学的发展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书中分数解算方法、联立一次方程解法、负数等，在当时世界上都属于杰出的数学研究成果。
魏、晋时人刘徽曾注释该书，除对原书进行解析外，还订正了原书不够精确的计算，又提出了一些更为简便的新的解题方法。在刘注基础上，唐李淳风又加以注释。刘、李二注是研究《九章算术》不可缺少的材料。清戴震从《永乐大典》中辑集该书，作了校勘，改正不少讹误。李潢撰《九章算术细草图说》，有校订、补图、详草、说明，阐发刘注，颇便阅读。今人钱宝琮利用传世旧本，又吸取清戴震、李潢等人校订成果，对全书作了整理，收在1963年中华书局出版的《算经十书》中。
历史词典：九章算术
部刺史
历史档案
时间： 汉代
地点： 中原地区
人物： 无
部刺史是汉代中央派到地方的监察官。秦代曾设监郡御史，或称郡监。西汉初不再设置，文帝时复置监察御史司察诸郡；十三年（前167），以御史不奉法，多有失职，乃遣丞相史出刺诸郡并督监察御史，故称“刺史”。汉武帝刘彻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督察和控御，于元封五年（前106）又创部刺史制，即除三辅、三河、弘农七郡外，全国被分为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益州、凉州、幽州、并州、交趾、朔方十三部，每部设刺史一人分管几个郡国，称部刺史或州刺史。
刺史的主要职务是督察诸侯王、郡守和地方豪强。宣帝、元帝时扬州、冀州刺史曾劾奏昌邑王及广川王，刺史成为皇帝监视诸侯王动静的耳目。据东汉人蔡质记述，刺史按照诏书所规定的六条行事。六条中的第一条是禁止豪强田宅逾制和以强凌弱；其他各条是禁郡守横征暴敛、滥用刑罚、选举舞弊、勾结豪强。刺史于每年秋冬到所属郡国巡察，当时人称为“行部”，刺史通过行部以了解下情，岁终则赴京师奏事。西汉时刺史对于有过错的郡国守、相，多所奏免，重者还可置于死地。刺史之秩仅六百石，而被督察的守、相为二千石，这是为了起到以卑临尊的制约作用。刺史为监察官，最初无正式官属，仅有从事之类的办事人员。而且居无常所，后来才有固定的治所。在隶属关系上，刺史受御史中丞统辖。刺史职在司察，故法律不准许他们插手地方具体行政事务。但实际上刺史权力日益增大，西汉晚期，刺史可任命地方官吏和决断刑狱，造成对守、相职权的侵越。为了使刺史的权位和其秩品相称，成帝时改刺史为州牧，秩提高到二千石。后来虽一度仍改为刺史，但州牧之制基本上实行到西汉灭亡。
汉光武帝刘秀不信任三公，授权刺史可独自处理郡国事务，所以东汉时刺史权力较西汉时增大，如可以对守、相等躬行赏罚。原来刺史只能督察守、相，而顺帝时规定：幽、并、凉三州刺史督察范围扩大至县的丞、尉一级。东汉中期以后，刺史还常率领郡县兵镇压各族人民的反抗活动。东汉晚期，刺史的监察作用日益消失，形成凌驾于守、相之上的地方行政长官。灵帝中平五年（188），下令改刺史为州牧。不少地方的州牧变成拥兵自重的地方军阀。
历史词典：部刺史
道教的起源
历史档案
时间： 封建社会时期
地点： 中原地区
人物： 无
道教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地位仅次于佛教、儒学的传统意识形态和宗教，因以“道”为最高信仰，故得名。所谓“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无处不在，可知而不可见。道教产生于东汉，延续至今，在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
东汉道教又称“黄老道”，形成于东汉中后期。其主要的来源是盛行于西汉的黄老学说中的某些思想以及民间流行的巫术、神仙方术。初期无系统教义。顺帝时，琅琊宫崇诣门阙，上其师于吉所著《太平清领书》一百七十卷，是为道教的原始经典。《太平清领书》已佚，仅存由其演变而来的《太平经》残本五十七卷，可略知《太平清领书》是杂糅阴阳五行思想、巫觋杂语、谶纬及某些佛教义理而成。其内容复杂，有荒诞不经的迷信妄语，有对黄老思想的凿空妄断，有维护统治秩序的言论，也有反映劳动人民利益的思想。东汉后期，道教出现太平道和五斗米道两大教派，均流行于民间，有比较严密的组织和规范化的科戒仪式。
太平道首领是活动于冀州的张角（？～184），自称“大贤良师”，以画符咒语为人治病。他阐发《太平清领书》中的某些平等观念，主张赈济贫民。遣弟子四方传教，署徒众为三十六万，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人，各立首领。中平元年（184），张角率徒众发动了黄巾起义。起义失败后，太平道逐渐销声匿迹。五斗米道的首领是活动于蜀、汉中的张陵（？～156）。他广招徒众，入道者出米五斗，故称五斗米道。五斗米道以《老子》五千文为经典，令信徒习诵。张陵死后，其孙张鲁在汉中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政权达三十余年。张鲁自号师君，初学道者称鬼卒，久受道而成信徒者号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道大祭酒。又作义舍，行路者可免费食义米及肉，量腹而足。徒众犯法，于静室中思过，三原（即赦免三次）而后刑。张鲁后降曹操，五斗米道因此得以保存，并吸收了原太平道的一些教徒，成为道教的唯一教派。三国两晋南北朝三国西晋时，五斗米道发展为天师道。天师道分符水派和金丹派。前者仍采用首过（即自省思过）、符水治病等方式，在民间传播；后者则以金丹经、**等手段为统治者帮闲服务。但上至君主，下至贵族和官僚，信道者甚少，道教仍未成为统治阶级倡导的宗教。西晋灭亡后，战乱颇仍，社会动**不安，人们精神极为苦闷，遂为道教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环境。东晋南北朝时，一方面，下层人民信奉道教者激增，他们往往自称太上老君的化身李弘降生为圣王，组织起义。著名的东晋孙恩、卢循起义，就是以五斗米道为组织形式而发动的。另一方面，统治阶级上层亦多有信奉道教者。如东晋哀帝、简文帝，北魏明元帝、太武帝，高等士族如南方的琅琊王氏、高平郗氏、会稽孔氏、陈郡殷氏，北方的清河崔氏、范阳卢氏、京兆韦氏，都信奉天师道。
道教遂开始由民间宗教向统治阶级宗教转化。但是，天师道存在的教义混乱、修行困难、组织涣散、科律废弛等问题，都难以适应统治阶级的政治要求。于是，东晋中叶至南北朝初年，出现了道教改革。改革的内容，大体上是南方重经法义理，制作教义，北方则讲究礼拜功德、清理道规。东晋以前，道教经典颇滥。葛洪（约283～363）《抱朴子》所记各类道经，有两三百种，一千四五百卷。晋哀帝兴宁二年（364）始，杨羲、二许（许谧、许翙）制作上清经及“真？”（即所谓老君亲授之语）。其后，梁陶弘景（456～536）在此基础上撰《真诰》，遂建立道教中的上清派。上清派既重视诵经、修功德，更以存神为主，认为使百神守身，可长生不死，飞升太清；并主张简化修行方法，贬斥旧天师道的**。东晋末，葛洪孙葛巢甫又制作灵宝经，刘宋陆修静（406～477）“更加增修，立成轨仪”，建立了道教中的灵宝派。灵宝派受上清派影响较大，但也有重符科教、重劝善度人、修行方法更简明易行等特点，因此广泛传播。上清派和灵宝派都重视对道经的整理和分类。陆修静撰《三洞经书目录》，为最早的一部《道藏》书目。这一时期，出现了三洞四辅的道经分类法。三洞即洞真（上清经）、洞玄（灵宝经）、洞神（召劾鬼神之书）；四辅即太玄（洞真）、太平（洞玄）、太清（洞神）、正一（对以上六部的补充）。三洞四辅，是以后一千年所承用的道经七部分类法，又意味着经典的品级和修行的次第，也具有区别教派的含义。
北朝道教改革的代表人物是寇谦之（365～448）。他受南朝灵宝派的影响，制作《云中音诵新科之诫》等经八十余卷，在经义经理方面无多创新。但寇谦之却明确声称要清整道教，除去五斗米道的三张（张陵、张衡、张鲁）之“伪法”，租米钱税及男女合气之术，严格斋戒礼拜，使道教组织更为严密，教规教义更为完备。经过他的整顿，道教更加适应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南北朝道教组织形式的另一变化，是祭酒制的衰落、道馆的兴起及道官的设置。刘宋陆修静设立的简寂馆、崇虚馆，是正式见于文献记载的道馆。道馆在北朝称之为道观。隋统一后，亦改南朝道馆名为道观。道观一词，遂为历代沿用。道官的设置，始于梁。梁在中央设大道正，在州郡设小道正，大小道正往往即是道馆馆主。北周有司玄中士、司玄下士，掌道门之职。经过南北朝在经典、教义、教仪、教规、组织形式等方面的改革，奠定了道教的基本格局，道教因而成为被统治阶级所崇奉和利用的宗教。
道教在充实发展教义教理的过程中，大量引进了佛教的因果报应说、三世三界说，同时也吸收了儒家的封建伦理道德思想。陶弘景就曾极力主张“百法纷凑，无越三教之境”，儒、释、道应三家合流。
历史词典：道教
东汉边郡
历史档案
时间： 东汉时期
地点： 今东北、北方、西北、西南等边远地区
人物： 无
东汉边郡是东汉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行政区划制度。东汉郡县多因袭西汉旧制，边郡没有大的增减，唯郡的治所和辖区稍异于西汉，但边郡领县则较西汉骤减一百多，系在光武时废去，以东北、北方、西北诸边郡省并为甚。河西四郡和西南、南方边郡领县不见减少。西南有哀牢内属，增设永昌郡。此外，有“属国别领比郡”之举，即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置属国都尉，“主蛮夷降者”，“治民比郡”，安置内附族众，有利于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形成和巩固。按行政区域划分的东汉边郡表现为：
东北边郡东汉初因前制，有乐浪、玄菟、辽东、辽西、右北平、渔阳、上谷七边郡。是时高句丽强盛，取东沃沮地，光武建武六年（公元30），遂罢乐浪东部都尉，弃单单大岭（今朝鲜北部大峰山脉、阿虎飞岭山脉）以东七县，乐浪郡境缩小。玄菟郡则内迁至今辽宁沈阳、抚顺一带，领县虽同西汉，但已非故地。安帝即位，以辽东郡之高显、候城、辽阳三县划属玄菟，又分辽东、辽西二郡地设立辽东属国，安置内附的乌桓、鲜卑，地位与郡等同。东北合有七郡一属国，受辖于幽州刺史部。边郡境外辽水以东为夫余、高句丽，辽水以西为乌桓、鲜卑。乌桓有内属的，布于缘边诸郡，“招来种人，给以衣食，置校尉以领护之”。灵帝中平年间，诸边郡乌桓“各自称王”，至献帝初平中，蹋顿总摄辽东、辽西、右北平三郡乌桓，“众皆从其号令”，又与冀州牧袁绍结姻，势倾北州。建安十二年（207）曹操亲征乌桓，斩蹋顿于柳城（今辽宁朝阳南），东北边郡遂安。乌桓族众随征伐，“由是三郡乌桓，为天下名骑”。北方边郡东汉初因前制，有代郡、雁门、定襄、云中、五原、朔方、西河、北地等八边郡；代郡属幽州刺史部，北地郡属凉州刺史部，其余六郡属并州刺史部。汉光武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匈奴分裂成南北两部，南匈奴附汉，次年，北匈奴震怖，“却地千里”。二十六年春，令南单于入居云中；同年冬，徙居西河美稷县。此后，北方缘边八郡悉有匈奴屯聚，分部归属于右贤王和诸骨都侯、左南将军，总辖于南单于，有别郡县之外，“为郡县侦罗耳目”，守卫汉北方边境。章帝建初以后，又有北匈奴部众款五原、朔方、云中、北地诸郡塞下降汉，北方边郡广为匈奴散居，“生长汉地，开口仰食，岁时赏赐，动辄亿万”，世受汉廷优遇。留居漠北的北匈奴，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为汉将窦宪所破，一部分西迁，残留族众为转迁漠北的鲜卑所并。桓帝时，鲜卑檀石槐立国于匈奴故地，北方边郡屡受寇抄。檀石槐死后，鲜卑部众遂离散，边郡稍安。
西北边郡东汉初因前制，有陇西、天水、金城、安定、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八郡。明帝永平十七年（公元74），改天水郡为汉阳郡。安帝又别置张掖属国和张掖居延属国，藉以安置内迁的匈奴。此外，西汉益州刺史部范围的武都郡，东汉划属于凉州刺史部管辖，西北合为九边郡二属国。境内多羌、胡、匈奴各族。羌种繁杂，较著的有烧当、先零、钟羌、牢姐、烧何、封养、吾良、当煎、滇零、零昌、当阗等，散居金城、陇西、安定、汉阳诸郡；武都郡有参狼羌；金城郡湟中地区有“月氏胡”；张掖郡有“义从胡”。诸羌“或倥偬于豪右之手，或屈折于奴仆之勤”，因不堪东汉统治者的压迫，“群种蜂起”，纷纷反抗，边郡不宁，金城、陇西、安定诸郡都曾一度迁治。河西四郡二属国边地受北匈奴骚扰，自建武至于延光年间，玉门关、阳关曾数度关闭，“西域三绝三通”。
西南边郡东汉初因前制，有犍为、牂柯、越巂、益州诸边郡。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种人五十五万余口内属，以其地设哀牢、博南二县，又以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领不韦、云南等六县，合为永昌郡。安帝时又以广汉郡北部都尉置广汉属国；蜀郡西部都尉置蜀郡属国，犍为郡南部都尉置犍为属国；合为五郡三属国。灵帝时蜀郡属国改置为汉嘉郡；又于蜀郡北部都尉地设汶山郡。诸郡和属国境内民族众多，有氐、羌、夷、濮、僚等，史称“参差聚落”，“服叛难常”。
南方边郡东汉因前制，有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七郡，但领县、辖区有异于西汉。日南郡南境原象林县地，顺帝永和后为林邑攻占，郡境较西汉内缩；九真郡西部，安帝永初元年（107），“徼外夜郎蛮夷，举土内属，开境千八百四十里”，较西汉扩展。灵帝建宁三年（170），“乌浒人十余万内属，皆受冠带，开置七县”，分属于郁林、合浦二郡。历史词典：东汉边郡
汉简
历史档案
时间： 两汉时期
地点： 中原地区
人物： 无
汉简是指两汉时代遗留下来的简牍。早在北周时代就有人在居延地区发现过汉代“竹简书”，北宋人也曾在今甘肃等地获得过东汉简。近代最先发现的古简是魏晋简。1901年，瑞典人斯文赫定在新疆罗布泊北部地区的一个古遗址里发现了一批魏晋木简和字纸。这个遗址后来被定为楼兰遗址。同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在新疆民丰北部也发现了魏晋简。在所谓楼兰遗址，斯坦因和日人橘瑞超也发现过魏晋简纸。1906年，斯坦因在新疆民丰县北部的尼雅遗址发现了少量汉简，大部分简的性质类似后世赠物名刺，有人推测是西域精绝国遗物。次年，他又在甘肃敦煌县一带的一些汉代边塞遗址里发现了七百多枚汉简。这是近代初次发现的汉简。此后陆续有新的汉简出土，七十多年来共发现四万余枚，其中既有完整的，也有残碎到只剩一两个字的。除了尼雅汉简等少量比较特殊的例子，已发现的汉简可以根据出土情况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在汉代西北边塞地区遗址里发现的，可简称为边塞汉简。一类是在汉墓里发现的，可简称为墓葬汉简。
边塞汉简还可分为三种：
第一，敦煌汉简。斯坦因于1907年在敦煌附近发现汉简后，1914年又在甘肃的敦煌、安西、酒泉、鼎新（毛目）等地的汉代边塞遗址里，发现了一百七十枚左右汉简。1944年夏鼐等对敦煌小方盘城以东的汉代边塞遗址进行考察，掘获汉简四十三枚。1979年，考古工作者在敦煌小方盘城以西的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里发现汉简一千二百余枚。这是敦煌汉简数量最多的一次发现。此外，在1977年和1981年，考古工作者还分别在酒泉西北的玉门辖地花海农场和敦煌酥油土两地的汉代烽燧遗址里采集了一些汉简。斯坦因1914年发现汉简的地点横跨汉代敦煌、酒泉两郡，70年代发现汉简的玉门花海也应属酒泉郡，但是习惯上把这些汉简统称为敦煌简。
第二，居延汉简。1930～1931年，中国、瑞典学者合组的西北科学考查团在甘肃、内蒙古境内的额济纳河两岸和内蒙古额济纳旗黑城东南的汉代边塞遗址里，发现一万枚左右汉简。这次发现汉简的地点，在北部的属汉代张掖郡居延都尉辖区，在南部的属张掖郡肩水都尉辖区，但是习惯上把这两个地区出土的汉简统称为居延简。1930年，考查团还在甘肃鼎新以西的北大河沿岸，斯坦因在1914年调查过的一段边塞遗址里，发现了少量汉简。这段边塞应属酒泉郡。因此，在所谓居延简里实际上还包括了极少量的酒泉简。1973～1974年，甘肃居延考古队在破城子（居延都尉所属甲渠候官治所遗址）和肩水金关遗址等地进行试掘，获汉简近两万枚。1976年，甘肃省博物馆文物队等单位组织调查组，沿额济纳河下游，在居延地区进行了广泛调查，获汉简一百六十四枚。估计居延简今后还会大量出土。第三，罗布泊汉简。1930～1934年，黄文弼在新疆罗布泊北岸的汉代防戍遗址里，掘获西汉宣、元、成诸帝时木简七十一枚。这批简的出土地点接近所谓楼兰遗址，也有人称之为楼兰汉简。
汉朝边塞汉简通常发现于边塞地区的官署（如都尉、候官治所等）和烽燧的遗址里，为屯戍吏卒所遗留，有的是当时有意保存起来的，有的是当时作为垃圾而抛弃的。西北地区缺少竹子，已发现的简绝大多数是木简。从形制上看，除一般的简以外，还有两行、牍、觚（多面棒状木条）、符、券、检（有覆盖文书、书信用的，也有封存物件用的）、签等等，种类颇多。从内容上看，主要部分是公家的各种文书和簿籍，还有与吏卒生活有关的私人书信、衣囊封检、历谱、医方、占书、九九表、字书以及其他书籍等等。简的年代起自西汉中期（武帝后期），讫于东汉后期，中间包括王莽新朝和更始时期。已发表的汉简上的明确纪年，最早的是武帝天汉二年（前99）和三年。《居延汉简甲编》1398号简有“太初三年”，但这是在追述往事时提到的。对于居延简中所谓“元朔元年”简和“元狩四年”简，学术界尚有不同意见。最晚的是顺帝永和二年（137）。陈梦家《汉简考述》认为最晚的纪年简是“永（原文误为元）康三年”（169）简，当指发掘号为551.32的《居延汉简》2519号简。此简为一小残片，仅存“永康三”三字。桓帝延熹十年六月改元永康，次年即灵帝建宁元年，永康三年相当于建宁二年。陈氏对此简的解释是否可信尚待研究。边塞汉简所反映的并不仅仅是边塞地区的情况。在很多方面，西北边塞和全国其他地方的情况是一致的。而且边塞汉简的有些内容，如某些诏书和中央机关发的公文，本来就是面向全国的。因此无论是研究汉代的西北边塞地区，还是全面地研究汉代史，汉简都是十分重要的史料。通过六七十年来对汉简的研究，在汉代的边防设施（包括烽燧制度）、屯田制度、兵制、官制、行政制度（包括文书制度）以及汉代社会的经济、文化和阶级关系等方面，都获得了很多新的知识。
墓葬汉简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陆续发现，比较重要的有以下几批：
1959年7月，甘肃省武威县磨咀子6号汉墓出土竹木简五百枚左右，主要部分是《仪礼》的九篇抄本，约抄写于西汉末至王莽时期。
1972年，湖南省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下葬年代约当文帝晚年）出土竹简三百一十二枚，是记载随葬物的“遣册。
1972年4月，山东省临沂银雀山1号汉墓（约当武帝初期）出竹简六千枚左右，但大部分已残碎，包含《孙子》、《齐孙子》（即《孙膑兵法》）、《晏子》、《太公》、《尉缭子》等古书的部分抄本，以及很多其他古书（绝大部分是佚书），其中有论政、论兵的著作，关于阴阳、时令、占候的著作，篇题为《唐革（勒）》的一篇赋，以及相狗方、作酱法等等。同时发掘的2号汉墓出武帝元光元年历谱一份。1972年，甘肃省武威旱滩坡汉墓（约当东汉前期）出医方简牍一批。
1973年，河北省定县40号汉墓（为西汉晚期的中山王墓）出一批已经炭化的残碎竹简，字迹尚可勉强辨认。其中有《论语》、《文子》、《太公》等古书的部分抄本，以及内容大都见于《孔子家语》、《说苑》、《大戴礼记》等书的一些儒家作品。此外还有《六安王朝五凤二年正月起居记》等。
1973年和1975年，考古工作者两次发掘了湖北省江陵县凤凰山的西汉前期墓地，在好几个墓里都发现了遣册。1973年发掘的10号墓里，还发现了内容主要为乡文书的一批竹简和木牍。
1973年发掘的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文帝十二年下葬），除了出土大批珍贵帛书外，还出了竹木简六百余枚（包括少量木牍），一部分是遣册，一部分是讲养生之道和**的书。
1977年，安徽省阜阳县双古堆1号汉墓（约当文帝时）出竹简一批，其中有《诗经》、《仓颉篇》等书的部分抄本，惜都已残碎。
1978年7月，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115号汉墓（约当西汉晚期）出残木简四百枚，内容多为军法。
1983年12月至1984年1月，江陵张家山247号、249号、258号三座西汉前期墓出大量竹简。247号墓出简一千多枚，其中有汉律、《秦谳书》、《盖庐阖闾》、《脉书》、《引书》、《算数书》和历谱、遣策等。249号墓有《日书》。258号墓有历谱。80年代，江苏省仪征县胥浦101号汉墓（属西汉末年）出“先令券书”等简牍。“先令”即遗嘱。
汉墓所出古书，有很多是久已失传的佚书。即使是现在尚有传本的书，由于年代早，往往可以纠正今本的讹脱，有时还能确定书的著作时代，所以价值很高。银雀山1号汉墓所出佚书中有《田法》篇，大约作于战国。篇中讲到政府授田给农民的制度以及农民的各种负担，是研究古代社会的重要史料。凤凰山有些汉墓所出的遣册，有与农业生产有关的俑的记载，反映了当时使用奴隶劳动的情况。凤凰山10号汉墓出土的乡文书，提供了西汉前期田租、赋税、徭役和土地占有等方面的重要情况。张家山247号墓所出汉律虽只是部分抄本，但内容很重要。这些都是研究汉代史的珍贵资料。
历史词典：汉简
户调制度
历史档案
时间： 魏晋时期
地点： 中原地区
人物： 无
户调，是魏晋时期按户征收的赋税。户调与田租相配合，构成对自然经济下男耕女织自耕农的赋税剥削。十六国、南北朝时继续沿用。户调制产生于东汉末年，献帝建安五年（200）。曹操（即魏武帝曹操）在兖、豫二州征收户调，其征敛物为绵、绢。九年平定河北后，曹操正式颁布户调令，规定每户征收绢二匹、绵二斤。这是历史上首次颁布的户调制度。西汉对于自耕小农的剥削有田租和人头税，没有户调。人头税包括口赋和算赋，征收货币。此外，统治者在应付迫切需要时也向人民“调”其他实物。东汉时，“调”逐渐成为人民经常的负担，但还没有规定数额及缴纳物。直到曹操时“调”始固定化，成为新兴税目，取代了汉代的口赋、算赋。由于东汉末年商品货币经济萎缩，自然经济进一步发展，民间以谷帛交易，于是征敛物由货币改为绵绢，按户征收，故称户调。从此它与田租一起成为国家的正式赋税。
太康元年（280），西晋灭吴统一全国以后，制订“户调式”，规定以丁男为户主的户，每年交纳绢三匹、绵三斤。丁女及次丁男立户，减半征收；边郡民户户调只纳规定数目的三分之二，更远者纳三分之一；少数民族每户纳“賨布”一匹（巴人称赋为賨），远地或纳一丈。就丁男为户的税率而言，高于曹魏时期，但对于贫弱农户和少数民族有所照顾，表现了一定的灵活性，有其积极意义。
以上对于户调叙述的数额只是平均标准，在具体征收时，采用九品混通的办法，即依据资产多寡将农户分为九等，按照户等高低征收不同数量的绢绵。但其征收户调总数应与各地丁男、丁女及次丁男户数须纳户调总额相等。西晋灭亡后，在南方，东晋南朝继续实行户调制。南朝后期梁、陈时才改户调为丁调，南朝户调的征敛物常为布。在北方，十六国时期和北魏前期大致仍行户调制。太和九年（485）实行均田制后，改为按丁征收赋税，户调制和九品混通制从此废止。
历史词典：户调
丝绸之路
历史档案
时间： 两汉时期
地点： 中国西北地区
人物： 无
丝绸之路，是中国古代经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通道。因大量中国丝和丝织品多经此路西运，故称丝绸之路，简称丝路。“丝绸之路”这一名称是由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1877年出版的《中国》一书中首先提出的，原指两汉时期中国与中亚河中地区以及印度之间，以丝绸贸易为主的交通路线。其后，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在《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古丝路》(柏林，1910)一书中，通过对文献记载的进一步考察，把丝路延伸到地中海西岸和小亚细亚，确定了丝路的基本内含。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一些外国探险家在中国西北地区发现了大量古代中国与西方进行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遗迹、遗物，与丝绸之路有关的历史、考古等问题遂成为各国学者研究的重要课题，并陆续著书立说，使丝路研究包括了更广泛的内容。在古代世界，只有中国是种桑、养蚕、生产丝织品的国家。近年各地发现的考古资料已充分证明，自商、周至战国时期，丝绸的生产技术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那时中国丝绸已经西北各民族之手少量地辗转贩运到中亚、印度。汉初，河西走廊曾先后为乌孙、月氏、匈奴所占，西域绿洲诸小国亦为匈奴所控制，汉与西方的道路难以直达。元光二年(前133)以后，汉武帝刘彻连年派大军进攻匈奴，巩固西北诸郡边塞，又陆续设立了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割断了匈奴与羌人的联系，得以沟通西域。又从敦煌到盐泽(今新疆罗布泊)筑造了很多烽燧及亭障，以防匈奴南侵。公元前77年汉兵攻克当道的楼兰，更其国名曰鄯善，将其国都迁至以南的扜泥城(今新疆若羌附近)。公元前60年汉置西域都护，屯田于乌垒城(今新疆轮台东)，以保西域通道。早自张骞西使乌孙结盟后，汉使者、商人便接踵西行，至此丝绸之路益加畅通，大量丝帛锦绣沿此路不断西运，同时西域各国的“珍奇异物”也输入中国。此后，王莽当政时和东汉期间，西域虽然几度因政局波动暂与汉廷中断联系，但商业往来并未受很大影响。班超经营西域期间，还派甘英出使大秦，抵条支，临大海而返。
魏晋时，东西商业往来不断，位于丝路咽喉重地的敦煌，就是胡商的聚集地之一，这里曾发现中亚粟特商胡的经商书简。5～6世纪时，南北朝分立，但沿丝路的东西交往却进一步繁荣。北魏建国后不久就派使者前往西域，以后中亚各国的贡使、商人常集于平城(北魏前期都城，今山西大同东北)。迁都洛阳后，洛阳更成为各国商人荟萃之地，“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北齐的都城中也聚集着不少商胡。隋炀帝杨广曾派黄门侍郎裴矩到张掖招徕西域商人，“西域胡往来相继，所经郡县，疲于送迎”，说明当时丝路的兴旺。唐朝西部的疆域超过汉代，在伊州、西州、庭州设立了同于内地的州县。在龟兹、于阗、疏勒、碎叶设立安西四镇(后以焉耆代碎叶)，驻兵防守，由安西部护府管辖。以后又置北庭都护府，统辖天山北路的羁縻州府(见羁縻州)，这为丝路的畅通提供了更可靠的保证。因此唐代长安、洛阳以及其他重要都市都有大量商胡，呈现出国际都会的风貌。
从9世纪末到11世纪，由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向东南沿海转移，以及阿拉伯世界的兴起，东西海上往来逐渐频繁起来；同时，中国西北地区各民族政权的分裂、对立，使丝路上的安全难以保障，这条陆上通道的重要性降低。在蒙元时期，由于蒙古的西征和对中亚、西亚广大地区的直接统治，使东西驿路通畅，许多欧洲使者、教士和商人，如马可·波罗，都沿此路东来中国，丝路又繁荣一时。明朝建立后，采取闭关政策，虽然出嘉峪关经哈密去中亚的道路未断，但陆上丝路作为中西交通路线已远不如海路重要了。
丝绸之路的基本走向奠定于两汉时期。大致东起汉长安，西行上陇坂，通过河西走廊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出玉门关或阳关，穿过白龙堆，先到楼兰。楼兰在古盐泽(蒲昌海，今罗布泊)西北部(今罗布泊已近干涸，古楼兰遗址几全为荒沙所湮没)。汉代西域有南北两道，楼兰是两道的分岔点。北道自此向西，沿孔雀河至渠犁(今新疆库尔勒)、乌垒、轮台，再西经龟兹(今新疆库车)、姑墨(今新疆阿克苏)至疏勒(今新疆喀什)。南道自鄯善的扜泥城，西南沿今车尔臣河，经且末、扜弥、于阗(今新疆和田)、皮山、莎车至疏勒。由于千余年戈壁沙漠向南移徙，致使南道东段逐渐沙漠化，伊循、扜泥诸古城均为沙漠所湮，所以今日的南道东段已远在古南道之南。永平十六年(公元73)，汉明帝刘庄北攻匈奴取得伊吾庐(今新疆哈密)地，置宜禾都尉屯田，以阻截北匈奴之南侵西域。此后，汉与匈奴曾互争伊吾而多次交战，终于迫使北匈奴西迁，汉政府遂开辟了“新北道”，改由敦煌向北到伊吾，然后西经柳中、高昌壁、车师前部交河城(均在今吐鲁番盆地)、越天山经焉耆至龟兹，再循汉北道西行抵疏勒。新北道即《魏略》中的“中道”，以别于天山以北的“北新道”。南北朝时期，南朝与西域的往来，主要是从益州(今四川成都)北上龙涸(今四川松潘)，经青海湖旁吐谷浑都城，向西经柴达木盆地，北上敦煌，或更向西越阿尔金山口进入西域鄯善地区。因经吐谷浑境，故称“吐谷浑道”或“河南道”。隋唐时期，又开辟了从瓜州北玉门关经伊州、北庭、轮台，越伊犁河至碎叶进入中亚的道路，即北新道。
从疏勒西行越葱岭抵大宛(今苏联费尔干纳)，其都城贵山约当今柯柬德。自此向西为粟特、大夏。大夏都城监氏城(Bactra)即今阿富汗巴尔赫：自疏勒直西穿阿莱高原亦可直抵大夏。大夏之西为安息，其部城为番兜。自粟特西南行达安息东边重镇木鹿(Merv)，亦西抵番兜。自此西南行过阿蛮，抵底格里斯河岸边的斯宾(安息晚期的都城)，渡河数里即商业重镇斯罗。自斯宾顺流而下可达波斯湾头的条支。自斯罗西北行可达古叙利亚的安条克，《魏略》名之曰安都；自此再南下，越西奈半岛可达埃及的亚历山大城，此城在汉代或称犁靬(黎轩)。后汉时，罗马势力已占有近东、北非，汉人对以亚历山大城为中心的罗马帝国东部称为大秦。另外，沿汉的南道“自皮山西南往乌托，涉悬度，历罽宾，六十余日行至乌弋山离国”。悬度为今之达丽尔，罽宾即今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乌弋山离为今锡斯坦。这条路东汉时称作“罽宾乌弋山离道”。从乌弋山离西南陆路行可抵条支。又，从罽宾南行至印度河上游，沿河南下可达河口处罗马人名曰Barbaricon的海港，即今巴基斯坦的卡拉奇。
在上述丝路干线外，还有许多支路，而且随着时代变迁，政治、宗教形势的演变，各条路线在不同时期的重要性不同，而且不断有新的道路开辟。近年来一些学者更扩大了丝绸之路的概念，认为上述道路只是通过沙漠绿洲的道路，因称之为“绿洲道”。又将通过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地区的道路称为“草原道”，经中国南方海上西行的道路称为“海上丝绸之路”或“南海道”等等。这些提法虽然对研究东西交通有意义，但已非原来意义上的丝路了。丝绸之路不仅是东西商业贸易之路，而且是中国和亚欧各国间政治往来、文化交流的通道。西方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建筑等艺术，天文、历算、医药等科技知识，佛教、祆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等宗教，通过此路先后传来中国，并在中国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国的纺织、造纸、印刷、火药、指南针、制瓷等工艺技术，绘画等艺术手法，儒家、道教思想，也通过此路传向西方，或多或少地给某些国家以影响。至今，丝绸之路仍是东西交往的友好象征。历史词典： 丝绸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