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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天下以德为先
治理天下以德为先
唐太宗之所以名垂千古,除他取天下的过程之中表现出的大智慧外,他治国之道,更是值得我们后世人称赞,他能够正确的面对自己时时所处的历史环境,实行恰当的方针,起用大批有正义感的能力,正因为这样,才会出现后来的贞观之治。
李世民在他29岁的时候登上王位,然而这时候的他早已经成为一位成熟的军事家,具有清醒头脑的政治家了。
李世民凭借政变当上了皇帝,原来属于东宫和齐王府的僚属以及一些无法接受这一事实的官员,对此还心怀忌恨,反叛抵触之意难以消除。
作为一位政治家,唐太宗身边有许多的谋士,他们都非常的有智谋。这时候就劝太宗以安定局势为首要任务,切忌杀人过多,再次引起反叛。于是李世民对东宫的僚属采取了宽大的政策,一方面是赦免了二人的党羽,另一方面还起用东宫集团的有识之士,魏征、韦挺等人就是这时候被唐太宗重用的。这种怀柔和安抚的政策使残存的反叛力量很快就平息了,缓和了内部的矛盾,为他巩固今后的统治、下一步的政策创造了一个安定团结的环境。
唐太宗接下来要做的事就是调整高层的领导结构,因为过去高祖在位时的领导结构已经不适应现在的形势,人浮于事的现象非常严重,而且很多人已经无法再在太宗手下继续担任职务。同时太宗还需要把自己的亲和秦王府的旧属安插到自己身边,还有一部分东宫中的旧属确有才华,太宗也十分的注意他们。房玄龄、杜如晦作为秦府的高参,多年来跟随在太宗身边,是太宗的得力助手,因此这两个人被分派担任左右仆射。房玄龄非常擅长出
谋划策,而杜如晦则善于在关键时刻作出决断,二人配合默契。太宗还任命精通兵法的李靖为兵部尚书,魏征则作为秘书监,参与朝政。
裴寂在高祖时期长期与太宗意见不和,对于他太宗则想办法把他贬到地方;还有些思想僵化、不思进取的官员,则罢免官职。
经过两三年的调整改革后,唐朝的机构设置更为合理,人员也更加精干,官员人数由高祖时的2500多人缩减为640人,堪称为古今机构改革的优秀典范。
在经过了中央政权的调整后,唐太宗又整顿了地方的吏治。在对抗隋朝的战争期间,由于要奖励将士的功劳,高祖李渊把州县分割成许多小块,用以赏赐,所以也增加了许多官吏。太宗为了精简机构,改革弊政,把全国按地理形势分为十道,将许多州县合并起来,减少了官吏。他还派朝廷中的官员分别到各处查询,考察地方官的政绩,以决定对他们的赏罚和升降。
在改革了机构的同时,唐太宗还要忙于治理国家的繁重任务。隋朝末期,国内经济凋敝,人民生活极为困苦,然而又经历了唐初四五年的战乱,因此,国内的经济急需复苏,社会的安定,安抚人民成为眼前最重要的事情,总之是百废待举。同时唐太宗对隋朝灭亡的教训印象实在是太深了,以至于太宗对满目疮痍的国家发出了“今大乱之后,其难治乎”的感叹。对于唐初的治理,心中实在是没有办法。于是在武德九年,唐太宗刚刚即位时,就注意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有人曾建议太宗要掌握大权,实行严刑峻法,然后再考虑天下大治之事。但这种主张显然是不能适应当时情况的,因此,唐太宗没有采纳这种作法。这时候魏征提出了堰武修文的方针,主张先教化人民,然后方能天下大治。魏征举了个例子说:“一个人在危急的情况下就会想到死亡,担心死亡来临,就会想办法去改变这种状况,这时候他最容易听进去别人的意见。大乱之后人心思治,就像饥饿的人想吃东西一样,很容易接受教化。这时候如果有人给他们指点方向,那么上下一条心,不到一个月,就可以达到教化的目的了。” 唐太宗十分赞许魏征的理论,于是采纳了他的意见,在全国范围内以最快的速度进行整顿。武德九年一月,唐太宗针对国内仍有少量起义的状况,提出了安人治国的四项措施:一是去奢省费,这与隋炀帝大肆享乐挥霍无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二是轻徭薄赋,这是针对隋朝徭役赋税苛繁而提出来的;三是选用廉吏,这一条对统治政权的稳固是大有作用的,官吏廉洁,政治清明了,国家自然就安定了;四是使民衣食有余,这对人民来说是最现实的措施、人民生活富足了,还有谁会去造反呢?这四条对于维护社会的安定,对治理大乱后的国家实在是非常及时的。
学会用人,把人才放在最需要他的地方;因人而宜,用人所长;通过人才的工作能力,不断地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这是以一种管理智慧的体现。唐太宗的仁义为自己得到了魏征这样一位能人,为魏征找到一个发挥其特长的位置。显而易见唐太宗的江山因此而受益非浅,这是唐太宗之幸,也是唐朝百姓之幸。
贞观元年,唐太宗对各地官员们开始进行厉行节俭的教育,他举出古代帝王的例子说:“如果古代的帝王想要兴建土木,必须顺应民意量材而用。大禹开凿九州之山,疏通九江之水,动用了许多民力物力,而人民却没有一句怨言,原因就在于这些工程都是和人民的利益息息相关。而秦始皇修建宫室,人民怨声载道,就在于他是为一己私利,根本没有考虑人民的利益。我本来想修建一座宫室,材料都已经准备好了,可一想到秦始皇的例子,我就决定不做了。古人说,不要太在意那些能让自己产生欲望的事情,一看见这样的事,心里就会动摇,进而就会努力去达到目的,到那时,危亡的日子也就为时不远了。所以今天我要告诫大家,自王公以下各位臣僚,住宅、车辆、服饰、婚嫁、丧葬等所有费用,凡不符合规定要求的,要立即禁止。”随后,唐太宗也尽可能地减除一些奢侈的费用。贞观二年,有公卿向他建议,说按照礼制的规定,在盛夏之日,天子应该住在高台水榭之上,所以请示是否修一座水榭以供避暑。唐太宗则认为,修建水榭花费太大,这不是为人父母的皇帝所应该做的事。有关方面虽然请求了好几遍,但最终唐太宗也没允许。皇宫中历来住有许多妃嫔和诗选的女子,有时甚至可达上万人,这些妇女大多数都是幽居一生,只有少数能受到宠爱。这样不仅残害人性,同时也增加宫中的开支。唐太宗即位后,建议裁减宫女,把她们放回家,自择良偶,组建家庭,这样也可以减少宫中开支。贞观二年,宫中共放出三五千宫女。在唐太宗自身的模范作用带动下,贞观前期朝廷的官员大多戒奢崇简,衣无锦绣,风俗俭朴,其中担任户部尚书的戴胄,生前一直住着一所旧房子,死后连祭祀的地方也没有。唐代名臣魏征住的房子连一间像样的客厅都没有。魏征病重时,太宗亲自去看他,觉得魏征死后连供人们吊唁的地方也没有。经太宗提议,
才给魏征家修了一间大点的厅堂。在唐太宗的倡导和亲自表率下,贞观初期官吏廉洁俭约的作风国家统治带来很大的影响,这为唐太宗一系列政策的实行作出了人员素质上的保证。官吏们廉洁奉公,国家就能大治。
一个人最可贵的就是他能正视自己,闻过而改,不会顾及“面子”问题,对一个封建统治者而言,凡事能够以身作责,务实处世,就更显得难能可贵。不能不承认贞观之治的出现,的确与拥有这样一位“仁德”的君主密不可分。
“贞观之治”的业绩,主要还是表现在发展社会经济方面。隋炀帝时,全国人口近900万,到了武德年间,只剩下200余万了。劳动人手大大减少,社会生产遇到了严重的困难。唐朝建立时,有的地方还是“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的残破,荒凉景象。于是唐太宗确定了"安人宁国”、“不夺农时”的方针,制定“婚姻及时”,鼓励增殖人口的政策,认真检查均田制(封建国家向农民授田的一种形式)实行地情况。又吸取隋朝灭亡的经验教训,制定“轻徭薄赋”的措施,减轻农民的负担。
到了贞观四年,全国经济状况有了好转,社会风气日趋良好。针对隋朝过度使用劳役,最终酿成国内人民的反抗这一教训,唐太宗的主张措施,一方面让久经战乱的人民得到充分休息,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农业生产的继续发展。早在高祖李渊统治时期,就曾提出了“新附之民,特蠲徭赋,欲其休息,更无烦扰,使获安静,自修产业”的主张。但在当时,这一方针还无法落实。到太宗即位后,就开始实行高祖所制定的租庸调法。这一赋税法比隋朝放宽了服役者的年龄,严格了服役时间的计算方法,不再像隋朝那样乱征滥用。即位这一年,太宗还下令免除关内和蒲、芮、
虞、泰、陕、鼎六个州的两年租税,全国其他地方则免税一年。此外,凡有哪一地区遇灾荒或进行慰劳赏赐,也都给以减免租税的待遇,这样的记录在贞观年间共有十二次。唐太宗实行轻摇薄赋的方针的目的,意在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
贞观二年,唐太宗把以农为本的思想对朝廷的官员们进行了讲述,意在引起官员们对农业的注意。他说:“不论做什么事,立足于根本是关键,国家以人民为本,人民以衣食为本,而要获得衣食,就必须以不误农时为本。”谏议大夫紧接着说道:“古时的秦皇汉武,对外穷兵黩武,对内崇伪宫室,人力凋敝,祸难即起,他们难道不想使人民安定吗?原因在于他们失去了安定人民的根本。隋朝灭亡的教训才刚刚结束,陛下亲自经受了这种灾难,开始还会重蹈覆辙,只怕时间久了就会淡忘了这个教训。”太宗听后,深以为然,表示要始终克制自己的私欲,记住根本。贞观二年,京师遭受大旱,蝗虫漫天,眼看庄稼几乎要颗粒无存。唐太宗带领随行官员来到御苑中察看灾情,看到满天满地的蝗虫,不禁拣起几只来,对着这小虫子说道:“人用来活命的谷子,竟然被你吃掉了,真是危害百姓。如果你觉得百姓有错误,责任不在他们,都是我的不对。如果你有灵性的话,就请吃我一个人的心吧,不要去危害百姓了。”说完,就把蝗虫放进了口里,左右的人连忙拦住他说:“吃下去恐怕会生病。”太宗说:“我就是想把灾难转移到我身上,怎么会怕什么生病呢?”于是吃下了这只蝗虫。随后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从此以后,京师再也没有遭到过蝗虫之灾。
太宗为了农业的发展,竟然作出这么大胆的事——亲口吃掉蝗虫的举动,也可谓有至诚之心了。在中国历史上也是无人能及的。
为了加快发展农业生产,鼓励农民耕作,唐太宗还恢复了从周代兴起,后又废弃了几百年之久的藉田礼,就是举行一种由天子亲自下田耕作的仪式,就是要在全国人民面前作出重农耕的榜样。贞观三年正月的一天,春寒正浓,在举行藉田礼的地方,人们早早地就把这里围了个水泄不通,盛况空前。人们都为天子亲自下田耕作的情景而兴奋不已。唐太宗健步来到田垄上,先祭祀先农,然后亲自手握农具,在广阔的田原上挥锄耕田。
唐太宗的这一举动无疑对提倡农业生产,重视农耕起到了重要的影响。
为了生产的发展,唐太宗还注意增加人口。贞观元年,唐太宗就颁布劝勉民间嫁娶的诏书。诏书规定:民间男20岁,女15岁以上还没有结婚的,州县官员要帮助他们结婚成家,因家穷而无力成婚的,本村的富户和亲戚有责任资助他们完婚。并把民间婚姻的情况,人口增加的多少,作为考核地方官政绩的标准之一。
此外,唐太宗为了保证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对治水机构进行了调整,设置专门管水利的官员,又颁布专门的水利和水运的法律,使各地兴修水利的效果显著,保障了农业的发展。
由于农业的大大发展,粮食已经丰足了很多。到了贞观十六年,在许多地区,只要五个钱就可以买一斗谷子,而更富庶的地方一斗谷子才值三个钱,这说明全国社会经济已经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这首先要归功于劳动人民,同时也和唐太宗的“安人宁国”的基本国策是分不开的。
唐太宗吸取了隋朝灭亡的诸多的教训,隋炀帝的繁法酷刑就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条,酷刑激起了人民的反抗,最终导致隋朝的灭亡。太宗即位后,与群臣一道讨论立法的基本原则和法律的执行等问题。一些大臣认为只有严刑才可以威慑天下,而魏征对这种作法并不同意,他主张以王政来代替严刑,认为宽仁才可治天下。太宗对他的主张十分赞成。太宗在与大臣们谈论立法时,对他们明确要求“用法务在宽简”。贞观三年。太宗又下诏说:“泣辜慎罚,前王所重。”这所指的就是要谨慎地执法。根据这些原则,太宗时期制订了《贞观律》,它比隋律减轻了一些;后来又作了注,成为《唐律流议》,这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完备的法典。
唐太宗还对执法队伍的素质十分注意。他认为,人死不能复生,一定要慎重。因此,他询问朝臣们,怎样才能做到执法公平呢?谏议大夫进言道:“只要执法官是公道正直善良的人,再奖赏那些司法公正的人或给予增加俸禄,那么好伪之人自然就没有了。”太宗采纳了他的意见,下诏令全国执行。然后,太宗又进一步完善了慎刑的制度,规定凡是死罪,一定要中书门下四品以上官员和尚书九卿们讨论后方可执行,这样就大大减少了滥杀无辜的可能性了。颁布了这项诏令后,果然见效,从贞观元年至四年,全国只判了二十九人的死刑。同时,唐太宗还规定,死刑要上报中央三次,经过批准才能执行。后来由于太宗错杀了一位官员,十分后悔,又规定死刑要五次上奏京城,三次上奏地方才能执行,这样就基本上可以避免冤杀案的发生。在这种宽松的法律条文下,又有公正严格的执法官执法,贞观初期,凡有犯法者,一律逃不出法网。人民知道执法无私,因而即使在判处过程中有轻重的差别,也服而无怨。
唐太宗知人善用和虚心纳谏,成功推行“仁道”之术,是贞观之治取得大成功的重要原因。
在太宗以前跟随其父谋划晋阳兵变时,他就已经深深了解到人才的重要,为了举兵大事的成功,他结交了不少有见识,有某略的朋友,后来在完成国内统一大业后,在秦王府中他又广交贤人雅士,为他出谋划策,与太子争锋,最后终于取得了成功。因此,唐太宗深深体会到: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政治。因此,在即位之初,他就对手下的官员们提出要求,不要总是管理一些日常琐事,要广开耳目,求贤访哲,选拔和人才。同时他自己就带头起表率作用。
说起太宗起用魏征这件事还有一段趣闻。魏征曾是东宫太子李建成的首席智囊,他早就看出了建成与世民之间的冲突迟早要发生,因此经常劝说建成尽早除掉秦王这个对手,但建成没能及时听取他的意见。后来建成被杀,魏征被带到太宗跟前,唐太宗问他:“为什么你总是挑拨我们兄弟之间的关系呢?”左右的人听到这话都为魏征捏了一把汗,而魏征却坦然自若地答道:“我很后悔没能说服太子,让他及早行动,不然,就不会有今天这种下场了。”太宗听完后,丝毫没有生气,并且非常佩服魏征的胆量和直言,对他也另眼相看,并把他和韦挺几个人作为谏议大夫留在朝中议事,及时对朝廷大事发表意见,规谏皇上。宰相封德彝曾经很长时间都没有向太宗一个人才,太宗质问他是什么原因,他却回答说,没有发现什么人才。太宗听了十分生气地说道:“前代的明君用人就好像用一件器物,都是从当时选择人才,而不是从别的时代借用人才,况且一个时代怎么会没有人才呢?恐怕是你自己没有去找吧。”一席话说得封德彝惭愧地退下了殿。
尉迟敬德曾经是刘武周手下的一员猛将,刘武周战败后他与另一将领寻相向李世民投降,不久之后寻相叛变,官员们在捉拿寻相时,把尉迟敬德也捉起来了。李世民分析了当时的情况后说:“如果敬德想要叛变的话,难道他会在寻相之后叛变吗?”于是他命人释放了敬德,又好言安慰。敬德十分感动,在历次战争中,英勇作战,屡建功勋。
李世民当上皇帝后,有人劝他重用过去秦王府的旧属,全部给他们委以官职。唐太宗拒绝了这件事。他说:“我以天下为家,不可以只把眼光放在旧部上,一定要唯才是任,而不能以新旧为标准。”这正是唐太宗作为一个政治家所具有的好的品德。
唐太宗选拔人才不仅注意能力,更注重品性。他曾经对魏征这样说过:“选用一个正直善良的人,那么正直善良的人都会接踵而来,误用一个品行不好的人,别的坏人也会争相闯进来。”这正是太宗选拔官员非常严格的原因。唐太宗曾下诏规定,县令必须由五品以上的京官,州刺史由他自己亲自选任,地方官员每年要进京汇报一次工作,由吏部负责考评,根据政绩来论定品级,决定升降。
唐太宗即位不久之后,就认真总结历代王朝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尤其是被倾覆的王朝,他认为一条重要的教训就是错用佞臣,护己之短,从而使政治昏暗,导致内乱频频。因此,贞观初期,太宗就与魏征等人讨论怎样做才算是一个明智的皇帝,怎样做又会是一个昏君的所为。魏征曾对太宗说了这么一段至理明言,即“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从此太宗将这段话当作自己的座右铭,尽力去实行,并在实践中总结自己在各个方面的经验教训,时刻找出自己的不足。有一次他与臣僚们谈到:“朕从小就喜欢玩弄弓箭,自认为对弓箭已十分熟悉了解。有一次朕将一批好的弓拿给工匠看,结果他们却说,这并不是用上好的材料做成的。朕问那位工匠怎么看出此弓不是好弓。那位工匠一口气说了好几条好弓箭所应有的特征和有关弓箭的知识,朕在此时才醒悟到,自己用弓多年,但仍未达到精通的地步,何况朕得天下时日并不多,治国的经验更是无法与对弓箭的了解相比。”于是太宗从此下令,命在京的五品以上官员每日昼夜轮流在宫中值班,以便太宗随时咨询政事和更多地了解百姓的疾苦、政教的得失。贞观三年,他又对官员们说:“君臣应当共同治理社会,共同承受国家的安危的,因此,如果君王自以为是,作臣子的也不去及时纠正,那么国家就会陷入危难当中。隋炀帝就是因为不让人述说自己的过失,不肯面对自己的错误,才导致灭亡的。”他希望大臣们能仗言直谏。在贞观之年的很长一段时间,他都能做到和颜悦色地听别人说话,哪怕有时违背他的意思的意见,或者据理力争,他也不加以怒责,他用这样的态度来鼓励臣下大胆地进谏,对政事充分地发表意见。但是这样的皇帝在封建时代毕竞太少,很多都只是表面上求谏,仅仅是装装样子,实际上仍然是我行我素,独断专行。因此,封建时代的官员也大多是形式上的谏言。究其原因,还是与领导者的工作作风,管理风格有着本质的联系。
唐太宗时期的官员们也大多如此,很少有人敢真正对政事大胆发表意见。为此,唐太宗决定以法规的形式要求大臣们必须遇事提出自己的看法。在他刚被立为太子时,就下令百官每人都要提出关于治理国家的意见与建议。即位后,他再次要求百官上奏谏议。一时间,上书奏疏如雪片般飞到太宗手上。贞观元年,唐太宗下诏书规定:中书、门下以及三品以上官员入阁议论政事,谏官都可以随同,议论中有不当之处,谏官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此外唐太宗还规定:负责起草有关国家大事等文件的中书舍人,要有自己的看法。诏旨写成后,中书侍郎、中书令必须审查。审查完毕后也不能签名了事那么简单,还要提出自己的意见,然后再送门下省审定。同样,门下省也要提出自己的意见,有不合适的地方一定要据理力争,反对“顺旨”办事。这些规定对于限制权臣过分专权和君主独裁是十分有效的措施,同时也是一个明智的君王治理好国家的有效方法。
唐太宗的求谏纳谏的措施可不是只走个形式而已,在实践中,他堪称为古代求谏纳谏的君王中的模范。一般封建社会的君王对于那些语气柔和、言辞委婉而且无关痛痒的意见都能做出采纳的姿态,而对那些态度坚决、据理力争而又不留情面的意见就无法接受了,而唐太宗在这方面却是虚心受教。同时唐太宗同样善于听取家人的意见。
太宗刚即位的高祖武德九年,下诏在全国征兵。按照唐朝的制度,征兵年龄应为21岁,而唐太宗却同意了大臣封德彝将征兵年龄提前到18岁的建议。魏征不同意擅自改动唐制,因此诏书被压了下来,太宗过问了三四次,魏征都顶着不肯签发,这使太宗十分气愤。他质问魏征为什么如此固执地对抗。魏征回答:把男子都征发了,那让谁来耕种田地呢,国家的收入又从哪里得到呢?陛下常说要以仁义治天下,但您从即位以来,短短几个月里,已经几次失义于民了,这样就是以仁义治天下吗?太宗听了魏征的话,大吃一惊,深感魏征提得及时。于是接受魏征的意见,把征兵年龄重新定为21岁。并且奖赏了魏征意见提得好。
魏征敢于直谏的行为,有时也让太宗下不来台,甚至私下里大发怨气,然而气消了以后,太宗仍旧照常听取他的意见。贞观六年,有一次下朝后,太宗怒气冲冲地回到后院,大骂魏征:这个乡巴佬,总有一天我会把他给杀了!长孙皇后在一旁听到这话后,连忙询问太宗为何事如此动怒。太宗愤愤地说:“这个魏征,每次上朝总和我对着干,让我下不来台。”长孙皇后听了这话,一言不发地走进内室,换了一套整整齐齐的正式礼服出来,向唐太宗祝贺道:“只有君王开明臣子才敢直言,现在像魏征这样敢说话,足以证明陛下一定是一位明君,我在这里向陛下道贺了。” 经过长孙皇后一番巧妙的劝说,太宗的怒气也平息了,从此也更加器重魏征,但因此更加害怕他,遇事不敢太放纵自己。太宗虚心纳谏、鼓励纳谏的做法,使贞观年间许多官员都敢于对政事或诏书提出不同看法。贞观时期,就是在这种良好风气的引导下,唐太宗的各种治国的良策纷纷产生,官场的风气也焕然一新,使得唐初的政治清明,国泰民安,达到了封建社会繁荣的顶峰。
能否做成大事业,并不取决于个人的才干和学识,而是取决于是否有能力聚集更多的人和你一起干事业,这其中包括聚集比自己本事更大的人。
“以人为鉴,可以知善恶;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唐太宗知人善用,并且广纳柬言,积极听取他人的意见,并及时的改正,使得天下的人民都安居乐业,最终引导唐朝走向兴盛。集思广益,从谏如流,使决策更加科学,从而避免更大错误的发生,推动整个事业更大成功。
李世民在他29岁的时候登上王位,然而这时候的他早已经成为一位成熟的军事家,具有清醒头脑的政治家了。
李世民凭借政变当上了皇帝,原来属于东宫和齐王府的僚属以及一些无法接受这一事实的官员,对此还心怀忌恨,反叛抵触之意难以消除。
作为一位政治家,唐太宗身边有许多的谋士,他们都非常的有智谋。这时候就劝太宗以安定局势为首要任务,切忌杀人过多,再次引起反叛。于是李世民对东宫的僚属采取了宽大的政策,一方面是赦免了二人的党羽,另一方面还起用东宫集团的有识之士,魏征、韦挺等人就是这时候被唐太宗重用的。这种怀柔和安抚的政策使残存的反叛力量很快就平息了,缓和了内部的矛盾,为他巩固今后的统治、下一步的政策创造了一个安定团结的环境。
唐太宗接下来要做的事就是调整高层的领导结构,因为过去高祖在位时的领导结构已经不适应现在的形势,人浮于事的现象非常严重,而且很多人已经无法再在太宗手下继续担任职务。同时太宗还需要把自己的亲和秦王府的旧属安插到自己身边,还有一部分东宫中的旧属确有才华,太宗也十分的注意他们。房玄龄、杜如晦作为秦府的高参,多年来跟随在太宗身边,是太宗的得力助手,因此这两个人被分派担任左右仆射。房玄龄非常擅长出
谋划策,而杜如晦则善于在关键时刻作出决断,二人配合默契。太宗还任命精通兵法的李靖为兵部尚书,魏征则作为秘书监,参与朝政。
裴寂在高祖时期长期与太宗意见不和,对于他太宗则想办法把他贬到地方;还有些思想僵化、不思进取的官员,则罢免官职。
经过两三年的调整改革后,唐朝的机构设置更为合理,人员也更加精干,官员人数由高祖时的2500多人缩减为640人,堪称为古今机构改革的优秀典范。
在经过了中央政权的调整后,唐太宗又整顿了地方的吏治。在对抗隋朝的战争期间,由于要奖励将士的功劳,高祖李渊把州县分割成许多小块,用以赏赐,所以也增加了许多官吏。太宗为了精简机构,改革弊政,把全国按地理形势分为十道,将许多州县合并起来,减少了官吏。他还派朝廷中的官员分别到各处查询,考察地方官的政绩,以决定对他们的赏罚和升降。
在改革了机构的同时,唐太宗还要忙于治理国家的繁重任务。隋朝末期,国内经济凋敝,人民生活极为困苦,然而又经历了唐初四五年的战乱,因此,国内的经济急需复苏,社会的安定,安抚人民成为眼前最重要的事情,总之是百废待举。同时唐太宗对隋朝灭亡的教训印象实在是太深了,以至于太宗对满目疮痍的国家发出了“今大乱之后,其难治乎”的感叹。对于唐初的治理,心中实在是没有办法。于是在武德九年,唐太宗刚刚即位时,就注意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有人曾建议太宗要掌握大权,实行严刑峻法,然后再考虑天下大治之事。但这种主张显然是不能适应当时情况的,因此,唐太宗没有采纳这种作法。这时候魏征提出了堰武修文的方针,主张先教化人民,然后方能天下大治。魏征举了个例子说:“一个人在危急的情况下就会想到死亡,担心死亡来临,就会想办法去改变这种状况,这时候他最容易听进去别人的意见。大乱之后人心思治,就像饥饿的人想吃东西一样,很容易接受教化。这时候如果有人给他们指点方向,那么上下一条心,不到一个月,就可以达到教化的目的了。” 唐太宗十分赞许魏征的理论,于是采纳了他的意见,在全国范围内以最快的速度进行整顿。武德九年一月,唐太宗针对国内仍有少量起义的状况,提出了安人治国的四项措施:一是去奢省费,这与隋炀帝大肆享乐挥霍无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二是轻徭薄赋,这是针对隋朝徭役赋税苛繁而提出来的;三是选用廉吏,这一条对统治政权的稳固是大有作用的,官吏廉洁,政治清明了,国家自然就安定了;四是使民衣食有余,这对人民来说是最现实的措施、人民生活富足了,还有谁会去造反呢?这四条对于维护社会的安定,对治理大乱后的国家实在是非常及时的。
学会用人,把人才放在最需要他的地方;因人而宜,用人所长;通过人才的工作能力,不断地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这是以一种管理智慧的体现。唐太宗的仁义为自己得到了魏征这样一位能人,为魏征找到一个发挥其特长的位置。显而易见唐太宗的江山因此而受益非浅,这是唐太宗之幸,也是唐朝百姓之幸。
贞观元年,唐太宗对各地官员们开始进行厉行节俭的教育,他举出古代帝王的例子说:“如果古代的帝王想要兴建土木,必须顺应民意量材而用。大禹开凿九州之山,疏通九江之水,动用了许多民力物力,而人民却没有一句怨言,原因就在于这些工程都是和人民的利益息息相关。而秦始皇修建宫室,人民怨声载道,就在于他是为一己私利,根本没有考虑人民的利益。我本来想修建一座宫室,材料都已经准备好了,可一想到秦始皇的例子,我就决定不做了。古人说,不要太在意那些能让自己产生欲望的事情,一看见这样的事,心里就会动摇,进而就会努力去达到目的,到那时,危亡的日子也就为时不远了。所以今天我要告诫大家,自王公以下各位臣僚,住宅、车辆、服饰、婚嫁、丧葬等所有费用,凡不符合规定要求的,要立即禁止。”随后,唐太宗也尽可能地减除一些奢侈的费用。贞观二年,有公卿向他建议,说按照礼制的规定,在盛夏之日,天子应该住在高台水榭之上,所以请示是否修一座水榭以供避暑。唐太宗则认为,修建水榭花费太大,这不是为人父母的皇帝所应该做的事。有关方面虽然请求了好几遍,但最终唐太宗也没允许。皇宫中历来住有许多妃嫔和诗选的女子,有时甚至可达上万人,这些妇女大多数都是幽居一生,只有少数能受到宠爱。这样不仅残害人性,同时也增加宫中的开支。唐太宗即位后,建议裁减宫女,把她们放回家,自择良偶,组建家庭,这样也可以减少宫中开支。贞观二年,宫中共放出三五千宫女。在唐太宗自身的模范作用带动下,贞观前期朝廷的官员大多戒奢崇简,衣无锦绣,风俗俭朴,其中担任户部尚书的戴胄,生前一直住着一所旧房子,死后连祭祀的地方也没有。唐代名臣魏征住的房子连一间像样的客厅都没有。魏征病重时,太宗亲自去看他,觉得魏征死后连供人们吊唁的地方也没有。经太宗提议,
才给魏征家修了一间大点的厅堂。在唐太宗的倡导和亲自表率下,贞观初期官吏廉洁俭约的作风国家统治带来很大的影响,这为唐太宗一系列政策的实行作出了人员素质上的保证。官吏们廉洁奉公,国家就能大治。
一个人最可贵的就是他能正视自己,闻过而改,不会顾及“面子”问题,对一个封建统治者而言,凡事能够以身作责,务实处世,就更显得难能可贵。不能不承认贞观之治的出现,的确与拥有这样一位“仁德”的君主密不可分。
“贞观之治”的业绩,主要还是表现在发展社会经济方面。隋炀帝时,全国人口近900万,到了武德年间,只剩下200余万了。劳动人手大大减少,社会生产遇到了严重的困难。唐朝建立时,有的地方还是“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的残破,荒凉景象。于是唐太宗确定了"安人宁国”、“不夺农时”的方针,制定“婚姻及时”,鼓励增殖人口的政策,认真检查均田制(封建国家向农民授田的一种形式)实行地情况。又吸取隋朝灭亡的经验教训,制定“轻徭薄赋”的措施,减轻农民的负担。
到了贞观四年,全国经济状况有了好转,社会风气日趋良好。针对隋朝过度使用劳役,最终酿成国内人民的反抗这一教训,唐太宗的主张措施,一方面让久经战乱的人民得到充分休息,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农业生产的继续发展。早在高祖李渊统治时期,就曾提出了“新附之民,特蠲徭赋,欲其休息,更无烦扰,使获安静,自修产业”的主张。但在当时,这一方针还无法落实。到太宗即位后,就开始实行高祖所制定的租庸调法。这一赋税法比隋朝放宽了服役者的年龄,严格了服役时间的计算方法,不再像隋朝那样乱征滥用。即位这一年,太宗还下令免除关内和蒲、芮、
虞、泰、陕、鼎六个州的两年租税,全国其他地方则免税一年。此外,凡有哪一地区遇灾荒或进行慰劳赏赐,也都给以减免租税的待遇,这样的记录在贞观年间共有十二次。唐太宗实行轻摇薄赋的方针的目的,意在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
贞观二年,唐太宗把以农为本的思想对朝廷的官员们进行了讲述,意在引起官员们对农业的注意。他说:“不论做什么事,立足于根本是关键,国家以人民为本,人民以衣食为本,而要获得衣食,就必须以不误农时为本。”谏议大夫紧接着说道:“古时的秦皇汉武,对外穷兵黩武,对内崇伪宫室,人力凋敝,祸难即起,他们难道不想使人民安定吗?原因在于他们失去了安定人民的根本。隋朝灭亡的教训才刚刚结束,陛下亲自经受了这种灾难,开始还会重蹈覆辙,只怕时间久了就会淡忘了这个教训。”太宗听后,深以为然,表示要始终克制自己的私欲,记住根本。贞观二年,京师遭受大旱,蝗虫漫天,眼看庄稼几乎要颗粒无存。唐太宗带领随行官员来到御苑中察看灾情,看到满天满地的蝗虫,不禁拣起几只来,对着这小虫子说道:“人用来活命的谷子,竟然被你吃掉了,真是危害百姓。如果你觉得百姓有错误,责任不在他们,都是我的不对。如果你有灵性的话,就请吃我一个人的心吧,不要去危害百姓了。”说完,就把蝗虫放进了口里,左右的人连忙拦住他说:“吃下去恐怕会生病。”太宗说:“我就是想把灾难转移到我身上,怎么会怕什么生病呢?”于是吃下了这只蝗虫。随后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从此以后,京师再也没有遭到过蝗虫之灾。
太宗为了农业的发展,竟然作出这么大胆的事——亲口吃掉蝗虫的举动,也可谓有至诚之心了。在中国历史上也是无人能及的。
为了加快发展农业生产,鼓励农民耕作,唐太宗还恢复了从周代兴起,后又废弃了几百年之久的藉田礼,就是举行一种由天子亲自下田耕作的仪式,就是要在全国人民面前作出重农耕的榜样。贞观三年正月的一天,春寒正浓,在举行藉田礼的地方,人们早早地就把这里围了个水泄不通,盛况空前。人们都为天子亲自下田耕作的情景而兴奋不已。唐太宗健步来到田垄上,先祭祀先农,然后亲自手握农具,在广阔的田原上挥锄耕田。
唐太宗的这一举动无疑对提倡农业生产,重视农耕起到了重要的影响。
为了生产的发展,唐太宗还注意增加人口。贞观元年,唐太宗就颁布劝勉民间嫁娶的诏书。诏书规定:民间男20岁,女15岁以上还没有结婚的,州县官员要帮助他们结婚成家,因家穷而无力成婚的,本村的富户和亲戚有责任资助他们完婚。并把民间婚姻的情况,人口增加的多少,作为考核地方官政绩的标准之一。
此外,唐太宗为了保证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对治水机构进行了调整,设置专门管水利的官员,又颁布专门的水利和水运的法律,使各地兴修水利的效果显著,保障了农业的发展。
由于农业的大大发展,粮食已经丰足了很多。到了贞观十六年,在许多地区,只要五个钱就可以买一斗谷子,而更富庶的地方一斗谷子才值三个钱,这说明全国社会经济已经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这首先要归功于劳动人民,同时也和唐太宗的“安人宁国”的基本国策是分不开的。
唐太宗吸取了隋朝灭亡的诸多的教训,隋炀帝的繁法酷刑就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条,酷刑激起了人民的反抗,最终导致隋朝的灭亡。太宗即位后,与群臣一道讨论立法的基本原则和法律的执行等问题。一些大臣认为只有严刑才可以威慑天下,而魏征对这种作法并不同意,他主张以王政来代替严刑,认为宽仁才可治天下。太宗对他的主张十分赞成。太宗在与大臣们谈论立法时,对他们明确要求“用法务在宽简”。贞观三年。太宗又下诏说:“泣辜慎罚,前王所重。”这所指的就是要谨慎地执法。根据这些原则,太宗时期制订了《贞观律》,它比隋律减轻了一些;后来又作了注,成为《唐律流议》,这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完备的法典。
唐太宗还对执法队伍的素质十分注意。他认为,人死不能复生,一定要慎重。因此,他询问朝臣们,怎样才能做到执法公平呢?谏议大夫进言道:“只要执法官是公道正直善良的人,再奖赏那些司法公正的人或给予增加俸禄,那么好伪之人自然就没有了。”太宗采纳了他的意见,下诏令全国执行。然后,太宗又进一步完善了慎刑的制度,规定凡是死罪,一定要中书门下四品以上官员和尚书九卿们讨论后方可执行,这样就大大减少了滥杀无辜的可能性了。颁布了这项诏令后,果然见效,从贞观元年至四年,全国只判了二十九人的死刑。同时,唐太宗还规定,死刑要上报中央三次,经过批准才能执行。后来由于太宗错杀了一位官员,十分后悔,又规定死刑要五次上奏京城,三次上奏地方才能执行,这样就基本上可以避免冤杀案的发生。在这种宽松的法律条文下,又有公正严格的执法官执法,贞观初期,凡有犯法者,一律逃不出法网。人民知道执法无私,因而即使在判处过程中有轻重的差别,也服而无怨。
唐太宗知人善用和虚心纳谏,成功推行“仁道”之术,是贞观之治取得大成功的重要原因。
在太宗以前跟随其父谋划晋阳兵变时,他就已经深深了解到人才的重要,为了举兵大事的成功,他结交了不少有见识,有某略的朋友,后来在完成国内统一大业后,在秦王府中他又广交贤人雅士,为他出谋划策,与太子争锋,最后终于取得了成功。因此,唐太宗深深体会到: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政治。因此,在即位之初,他就对手下的官员们提出要求,不要总是管理一些日常琐事,要广开耳目,求贤访哲,选拔和人才。同时他自己就带头起表率作用。
说起太宗起用魏征这件事还有一段趣闻。魏征曾是东宫太子李建成的首席智囊,他早就看出了建成与世民之间的冲突迟早要发生,因此经常劝说建成尽早除掉秦王这个对手,但建成没能及时听取他的意见。后来建成被杀,魏征被带到太宗跟前,唐太宗问他:“为什么你总是挑拨我们兄弟之间的关系呢?”左右的人听到这话都为魏征捏了一把汗,而魏征却坦然自若地答道:“我很后悔没能说服太子,让他及早行动,不然,就不会有今天这种下场了。”太宗听完后,丝毫没有生气,并且非常佩服魏征的胆量和直言,对他也另眼相看,并把他和韦挺几个人作为谏议大夫留在朝中议事,及时对朝廷大事发表意见,规谏皇上。宰相封德彝曾经很长时间都没有向太宗一个人才,太宗质问他是什么原因,他却回答说,没有发现什么人才。太宗听了十分生气地说道:“前代的明君用人就好像用一件器物,都是从当时选择人才,而不是从别的时代借用人才,况且一个时代怎么会没有人才呢?恐怕是你自己没有去找吧。”一席话说得封德彝惭愧地退下了殿。
尉迟敬德曾经是刘武周手下的一员猛将,刘武周战败后他与另一将领寻相向李世民投降,不久之后寻相叛变,官员们在捉拿寻相时,把尉迟敬德也捉起来了。李世民分析了当时的情况后说:“如果敬德想要叛变的话,难道他会在寻相之后叛变吗?”于是他命人释放了敬德,又好言安慰。敬德十分感动,在历次战争中,英勇作战,屡建功勋。
李世民当上皇帝后,有人劝他重用过去秦王府的旧属,全部给他们委以官职。唐太宗拒绝了这件事。他说:“我以天下为家,不可以只把眼光放在旧部上,一定要唯才是任,而不能以新旧为标准。”这正是唐太宗作为一个政治家所具有的好的品德。
唐太宗选拔人才不仅注意能力,更注重品性。他曾经对魏征这样说过:“选用一个正直善良的人,那么正直善良的人都会接踵而来,误用一个品行不好的人,别的坏人也会争相闯进来。”这正是太宗选拔官员非常严格的原因。唐太宗曾下诏规定,县令必须由五品以上的京官,州刺史由他自己亲自选任,地方官员每年要进京汇报一次工作,由吏部负责考评,根据政绩来论定品级,决定升降。
唐太宗即位不久之后,就认真总结历代王朝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尤其是被倾覆的王朝,他认为一条重要的教训就是错用佞臣,护己之短,从而使政治昏暗,导致内乱频频。因此,贞观初期,太宗就与魏征等人讨论怎样做才算是一个明智的皇帝,怎样做又会是一个昏君的所为。魏征曾对太宗说了这么一段至理明言,即“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从此太宗将这段话当作自己的座右铭,尽力去实行,并在实践中总结自己在各个方面的经验教训,时刻找出自己的不足。有一次他与臣僚们谈到:“朕从小就喜欢玩弄弓箭,自认为对弓箭已十分熟悉了解。有一次朕将一批好的弓拿给工匠看,结果他们却说,这并不是用上好的材料做成的。朕问那位工匠怎么看出此弓不是好弓。那位工匠一口气说了好几条好弓箭所应有的特征和有关弓箭的知识,朕在此时才醒悟到,自己用弓多年,但仍未达到精通的地步,何况朕得天下时日并不多,治国的经验更是无法与对弓箭的了解相比。”于是太宗从此下令,命在京的五品以上官员每日昼夜轮流在宫中值班,以便太宗随时咨询政事和更多地了解百姓的疾苦、政教的得失。贞观三年,他又对官员们说:“君臣应当共同治理社会,共同承受国家的安危的,因此,如果君王自以为是,作臣子的也不去及时纠正,那么国家就会陷入危难当中。隋炀帝就是因为不让人述说自己的过失,不肯面对自己的错误,才导致灭亡的。”他希望大臣们能仗言直谏。在贞观之年的很长一段时间,他都能做到和颜悦色地听别人说话,哪怕有时违背他的意思的意见,或者据理力争,他也不加以怒责,他用这样的态度来鼓励臣下大胆地进谏,对政事充分地发表意见。但是这样的皇帝在封建时代毕竞太少,很多都只是表面上求谏,仅仅是装装样子,实际上仍然是我行我素,独断专行。因此,封建时代的官员也大多是形式上的谏言。究其原因,还是与领导者的工作作风,管理风格有着本质的联系。
唐太宗时期的官员们也大多如此,很少有人敢真正对政事大胆发表意见。为此,唐太宗决定以法规的形式要求大臣们必须遇事提出自己的看法。在他刚被立为太子时,就下令百官每人都要提出关于治理国家的意见与建议。即位后,他再次要求百官上奏谏议。一时间,上书奏疏如雪片般飞到太宗手上。贞观元年,唐太宗下诏书规定:中书、门下以及三品以上官员入阁议论政事,谏官都可以随同,议论中有不当之处,谏官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此外唐太宗还规定:负责起草有关国家大事等文件的中书舍人,要有自己的看法。诏旨写成后,中书侍郎、中书令必须审查。审查完毕后也不能签名了事那么简单,还要提出自己的意见,然后再送门下省审定。同样,门下省也要提出自己的意见,有不合适的地方一定要据理力争,反对“顺旨”办事。这些规定对于限制权臣过分专权和君主独裁是十分有效的措施,同时也是一个明智的君王治理好国家的有效方法。
唐太宗的求谏纳谏的措施可不是只走个形式而已,在实践中,他堪称为古代求谏纳谏的君王中的模范。一般封建社会的君王对于那些语气柔和、言辞委婉而且无关痛痒的意见都能做出采纳的姿态,而对那些态度坚决、据理力争而又不留情面的意见就无法接受了,而唐太宗在这方面却是虚心受教。同时唐太宗同样善于听取家人的意见。
太宗刚即位的高祖武德九年,下诏在全国征兵。按照唐朝的制度,征兵年龄应为21岁,而唐太宗却同意了大臣封德彝将征兵年龄提前到18岁的建议。魏征不同意擅自改动唐制,因此诏书被压了下来,太宗过问了三四次,魏征都顶着不肯签发,这使太宗十分气愤。他质问魏征为什么如此固执地对抗。魏征回答:把男子都征发了,那让谁来耕种田地呢,国家的收入又从哪里得到呢?陛下常说要以仁义治天下,但您从即位以来,短短几个月里,已经几次失义于民了,这样就是以仁义治天下吗?太宗听了魏征的话,大吃一惊,深感魏征提得及时。于是接受魏征的意见,把征兵年龄重新定为21岁。并且奖赏了魏征意见提得好。
魏征敢于直谏的行为,有时也让太宗下不来台,甚至私下里大发怨气,然而气消了以后,太宗仍旧照常听取他的意见。贞观六年,有一次下朝后,太宗怒气冲冲地回到后院,大骂魏征:这个乡巴佬,总有一天我会把他给杀了!长孙皇后在一旁听到这话后,连忙询问太宗为何事如此动怒。太宗愤愤地说:“这个魏征,每次上朝总和我对着干,让我下不来台。”长孙皇后听了这话,一言不发地走进内室,换了一套整整齐齐的正式礼服出来,向唐太宗祝贺道:“只有君王开明臣子才敢直言,现在像魏征这样敢说话,足以证明陛下一定是一位明君,我在这里向陛下道贺了。” 经过长孙皇后一番巧妙的劝说,太宗的怒气也平息了,从此也更加器重魏征,但因此更加害怕他,遇事不敢太放纵自己。太宗虚心纳谏、鼓励纳谏的做法,使贞观年间许多官员都敢于对政事或诏书提出不同看法。贞观时期,就是在这种良好风气的引导下,唐太宗的各种治国的良策纷纷产生,官场的风气也焕然一新,使得唐初的政治清明,国泰民安,达到了封建社会繁荣的顶峰。
能否做成大事业,并不取决于个人的才干和学识,而是取决于是否有能力聚集更多的人和你一起干事业,这其中包括聚集比自己本事更大的人。
“以人为鉴,可以知善恶;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唐太宗知人善用,并且广纳柬言,积极听取他人的意见,并及时的改正,使得天下的人民都安居乐业,最终引导唐朝走向兴盛。集思广益,从谏如流,使决策更加科学,从而避免更大错误的发生,推动整个事业更大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