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少年时光
大家好，我是鹤城“单氏牙科医院”的院长单武桐，承蒙大家不弃，一直牵挂着我的婚姻，感谢有心的朋友，是我这个35岁的钻石王老五让大家操心了。我大学毕业后的这些年一直没有恋爱结婚，主要是我对事业太过偏执，一直坚持先得拥有自己的医院。如今事业有成，追求我的漂亮女孩也不少，按说早该成家了。但因为没了来自父母和长姐的压力，加上医院新近才开始运营，事务不少，这不就拖成了今天的这幅模样。
如今，经营医院花费了我的主要精力，工作之余主要是陪伴我的老姐夫周槐仁，外甥周天赐还在国防科技大学读书，实则是把自己交给了国家，毕业后注定不会再回到鹤城，这样，我在鹤城的亲人就只剩下周槐仁这个与我毫无血缘关系的老姐夫了。
尽管姐夫老周已经进入迟暮之年，但能和他陪伴相守，也使我孤寂的心保有了家庭的温暖。他在我心目中的地位首先是姐夫，其次是父亲，最后还有导师的影子，这几种角色的混合，让我心底蕴含着对他深深的爱意。接下来请允许我慢慢的讲述我爱上老周的心路历程……我出生在四川省（现在为重庆市）秀山县一个叫洪安的地方，与沈丛文先生写的《边城》提到茶峒小镇仅一河之隔，这是一个三省交界的地方，附近还相邻着贵州的一个小镇。
我母亲生我时还属计划经济年代末期，政治色彩就算在偏僻乡村也还很浓，我家的成份是“地主”，所以我们家没来由的就遭受歧视，日子过得很艰难。
我母亲生我的时候居然还在随着村里社员们一起下地铲除桐林杂草，所以我的小名就叫桐林，母亲出于爱怜，总叫我桐桐，直到上了小学，才正式的在姓与名之间加上一个“辈份”，书名就叫单武桐了。
我出生3 个月的时候，我的父亲在修建湘黔铁路的时候牺牲了，被评为烈士，我长大后才从别人那里知道，我的父亲是在开山破石的时候，去排哑炮时，哑炮突然重启爆炸而牺牲的。父亲和我的父子缘分竟然只有短短的3个月，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3 个月都不能算，因为父亲只在母亲生我时坐月子回来侍候了母亲15天，那是工地工程指挥部能给出的最长假期。
父亲的死无疑对我们家是一个如同天塌了般的灾难，但父亲牺牲获得的烈士称号又能砸碎笼罩在我们家头上的政治枷锁，这算是父亲用生命给我母亲和我姐弟两个幼儿作出的最后奉献。
没有了“地主”成份的重压，加上人们对孤儿寡母的悲悯，我们家在集体生产队的生活虽然清苦也还勉强能过得下去。但是，随之而来的农村土地承包到户，我们家的困境因为没有父亲这个壮劳力，就明显比别人家艰难得多，虽然有像父亲发小耿大毛队长那样的好人不时伸出援手，但毕竟是孤儿寡母之家，人们多有避嫌的顾虑，加上母亲要强的个性，再大的困难也坚持自己扛。
这里必须要说一说我父亲的发小耿大毛队长。本来村里组队出工去建设湘黔铁路是应该由身为队长的耿大毛领头的，但由于我家头上一直顶着“地主”成分的帽子，耿大叔推荐了由我父亲领头，因为见多识广的耿大叔知道，修建铁路过程中立功的机会很多，对于解锁我家头上的政治枷锁会有帮助。正因为这样，才使得我父亲做了他的伙伴们的带头人，激情满怀的奔赴铁路建设前线。这才有了作为施工队作业组长的父亲首当其冲去排哑炮而牺牲的后果。为此耿大叔还深深自责了好久，说是自己害了自己的好兄弟单大哥，也害了嫂子沉香和两个孩子一家人。
我10来岁的时候，耿大叔都40多岁了，他个子不高，但很壮实，方脸，笑呵呵的，皮肤黑黑中透出点红色（因为经常下地太阳晒）。他的手很厚实，显得很有力，给人满满的安全感，他是我父亲的发小，也是我发小的父亲，他的老婆桂花婶子泼辣热情，对我和我姐姐也是非常照顾，还因为替我和我姐姐出头和寨子里的人干了几架。
大叔原来是我们生产队的队长，后来又从生产队长转当大队队长（相当于现在的村主任），由于前文提到的缘由，相当于是他在罩着我们一家，才不致于让单门独姓又孤儿寡母的我家在这宗族为王的寨子中受到欺负。
前面我说过，农村土地承包到户后，劳动力是一个家庭最最重要的资源，正因如此，姐姐茶花在初三年级下学期就辍学了，因为她无意上高中，也无力考上当时最吃香的中专或者中师（考上就等于端上了铁饭碗）。但命运真的不可捉摸，发生了他与后来成为我姐夫周槐仁的人生故事（见《茶花进城》），也把我全家的命运在这之后转了一个大湾。
我比姐姐小了近五岁，那一年我都12岁了，不上学的时候，我总是跟着母亲上山下地做繁重的农活，姐姐则负责家中的事务，做饭洗衣、投喂牲口、伺弄菜园，活也不少。
也就是这一年的3月，公社社长周槐仁到我们生产队调查春耕情况，与我们家有了联系，后来还在耿大叔的代为求助下帮助我姐姐进城工作(看过《茶花进城》的读者朋友都知道，我就不再赘述了）。
我头一回见周槐仁，是在我和母亲求助耿大叔和桂花婶子陪我们去路上接赶集晚归的姐姐那一次。因为姐姐那一天一个人去赶集，得先卖了鸡蛋后才有钱去买盐和煤油回家，她办好这些事后，回家在路上时天都已经黑下来了。由于担心一个姑娘家家，母亲便领着我再拉上耿大叔和桂花婶子壮胆，一路沿着赶集回来的路去迎姐姐，在快要到公路与山路岔道的前方就接到了赶集归来的姐姐。是下乡工作同路的公社社长周槐仁陪着送来的。
母亲在看到姐姐安然无恙后，忍不住嗔怪几句，末了还向帮忙送闺女回来的周社长表达了无尽的感谢之情。在火把的照射下，我看清了把我姐姐从集市上送回来的人。
这个干部模样的人，比耿大叔年纪要大，他脸颊上刮得干干净净，脸面白里透红，眼睛明亮，身形清秀挺拔，身材高挑，精神焕发。他脸形轮廓分明，眉毛浓黑、嘴唇紧实红润，习惯性撅起呈好看的嘟嘟嘴，宽阔的额头上，头发整齐的向后梳，头发已经有些花白，明亮而柔和的眼睛衬托得他精神矍铄，有一股特别可亲可敬的韵味。他身型较一般人高大了不少，小腹微微凸起，一身深色中山服衬托得他儒雅庄重，还戴一顶八角帽，很有气质。
在火把的光照下，他脸上的肤色红润透亮，与常年下地干活的耿大叔相比白晰不少。耿大叔在火把光照下，脸部呈健康的古铜色，是另一种老年男人的美。
这个干部模样的人就是周槐仁，他推着单车跟着耿大步去了他家歇息，我们母子三人回到自己的家中。我原本以为这个老人只是因为他作为干部的本分，护送一个集日晚归的社员回家，谁会想到他后来竟然成了我的亲姐夫，我们全家的命运和他牢牢的绑在一起。
不久以后，在耿大叔的撮合下，周槐仁夫妇竟然认让下了我姐姐作为契女，因为老周夫妇没有孩子，说是因为年轻的时候为了革命工作身体出了问题导致。没儿没女的周家夫妇在收下姐姐作为契女儿后，非常珍视，尤其陈姨，从未生养的她简直是母性爆发，将姐姐视为己出，不久就抓住了一个机会让姐姐进城在自己工作的单位做了售货员，在后来，陈姨还对姐姐的悉心传授她的经营管理经验，把姐姐培养成了经营床上用品的一把好手，我家的日子也因为有了姐姐在县城的工作而不断得以改善。
两年后，我上初中二年级了，因为姐姐的工作固定下来，我们家的经济基础条件稳定向好，全家达成共识，我只管努力读书，初中毕业后继续上高中，不再有在初中就得被迫辍学的顾虑。
如今，经营医院花费了我的主要精力，工作之余主要是陪伴我的老姐夫周槐仁，外甥周天赐还在国防科技大学读书，实则是把自己交给了国家，毕业后注定不会再回到鹤城，这样，我在鹤城的亲人就只剩下周槐仁这个与我毫无血缘关系的老姐夫了。
尽管姐夫老周已经进入迟暮之年，但能和他陪伴相守，也使我孤寂的心保有了家庭的温暖。他在我心目中的地位首先是姐夫，其次是父亲，最后还有导师的影子，这几种角色的混合，让我心底蕴含着对他深深的爱意。接下来请允许我慢慢的讲述我爱上老周的心路历程……我出生在四川省（现在为重庆市）秀山县一个叫洪安的地方，与沈丛文先生写的《边城》提到茶峒小镇仅一河之隔，这是一个三省交界的地方，附近还相邻着贵州的一个小镇。
我母亲生我时还属计划经济年代末期，政治色彩就算在偏僻乡村也还很浓，我家的成份是“地主”，所以我们家没来由的就遭受歧视，日子过得很艰难。
我母亲生我的时候居然还在随着村里社员们一起下地铲除桐林杂草，所以我的小名就叫桐林，母亲出于爱怜，总叫我桐桐，直到上了小学，才正式的在姓与名之间加上一个“辈份”，书名就叫单武桐了。
我出生3 个月的时候，我的父亲在修建湘黔铁路的时候牺牲了，被评为烈士，我长大后才从别人那里知道，我的父亲是在开山破石的时候，去排哑炮时，哑炮突然重启爆炸而牺牲的。父亲和我的父子缘分竟然只有短短的3个月，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3 个月都不能算，因为父亲只在母亲生我时坐月子回来侍候了母亲15天，那是工地工程指挥部能给出的最长假期。
父亲的死无疑对我们家是一个如同天塌了般的灾难，但父亲牺牲获得的烈士称号又能砸碎笼罩在我们家头上的政治枷锁，这算是父亲用生命给我母亲和我姐弟两个幼儿作出的最后奉献。
没有了“地主”成份的重压，加上人们对孤儿寡母的悲悯，我们家在集体生产队的生活虽然清苦也还勉强能过得下去。但是，随之而来的农村土地承包到户，我们家的困境因为没有父亲这个壮劳力，就明显比别人家艰难得多，虽然有像父亲发小耿大毛队长那样的好人不时伸出援手，但毕竟是孤儿寡母之家，人们多有避嫌的顾虑，加上母亲要强的个性，再大的困难也坚持自己扛。
这里必须要说一说我父亲的发小耿大毛队长。本来村里组队出工去建设湘黔铁路是应该由身为队长的耿大毛领头的，但由于我家头上一直顶着“地主”成分的帽子，耿大叔推荐了由我父亲领头，因为见多识广的耿大叔知道，修建铁路过程中立功的机会很多，对于解锁我家头上的政治枷锁会有帮助。正因为这样，才使得我父亲做了他的伙伴们的带头人，激情满怀的奔赴铁路建设前线。这才有了作为施工队作业组长的父亲首当其冲去排哑炮而牺牲的后果。为此耿大叔还深深自责了好久，说是自己害了自己的好兄弟单大哥，也害了嫂子沉香和两个孩子一家人。
我10来岁的时候，耿大叔都40多岁了，他个子不高，但很壮实，方脸，笑呵呵的，皮肤黑黑中透出点红色（因为经常下地太阳晒）。他的手很厚实，显得很有力，给人满满的安全感，他是我父亲的发小，也是我发小的父亲，他的老婆桂花婶子泼辣热情，对我和我姐姐也是非常照顾，还因为替我和我姐姐出头和寨子里的人干了几架。
大叔原来是我们生产队的队长，后来又从生产队长转当大队队长（相当于现在的村主任），由于前文提到的缘由，相当于是他在罩着我们一家，才不致于让单门独姓又孤儿寡母的我家在这宗族为王的寨子中受到欺负。
前面我说过，农村土地承包到户后，劳动力是一个家庭最最重要的资源，正因如此，姐姐茶花在初三年级下学期就辍学了，因为她无意上高中，也无力考上当时最吃香的中专或者中师（考上就等于端上了铁饭碗）。但命运真的不可捉摸，发生了他与后来成为我姐夫周槐仁的人生故事（见《茶花进城》），也把我全家的命运在这之后转了一个大湾。
我比姐姐小了近五岁，那一年我都12岁了，不上学的时候，我总是跟着母亲上山下地做繁重的农活，姐姐则负责家中的事务，做饭洗衣、投喂牲口、伺弄菜园，活也不少。
也就是这一年的3月，公社社长周槐仁到我们生产队调查春耕情况，与我们家有了联系，后来还在耿大叔的代为求助下帮助我姐姐进城工作(看过《茶花进城》的读者朋友都知道，我就不再赘述了）。
我头一回见周槐仁，是在我和母亲求助耿大叔和桂花婶子陪我们去路上接赶集晚归的姐姐那一次。因为姐姐那一天一个人去赶集，得先卖了鸡蛋后才有钱去买盐和煤油回家，她办好这些事后，回家在路上时天都已经黑下来了。由于担心一个姑娘家家，母亲便领着我再拉上耿大叔和桂花婶子壮胆，一路沿着赶集回来的路去迎姐姐，在快要到公路与山路岔道的前方就接到了赶集归来的姐姐。是下乡工作同路的公社社长周槐仁陪着送来的。
母亲在看到姐姐安然无恙后，忍不住嗔怪几句，末了还向帮忙送闺女回来的周社长表达了无尽的感谢之情。在火把的照射下，我看清了把我姐姐从集市上送回来的人。
这个干部模样的人，比耿大叔年纪要大，他脸颊上刮得干干净净，脸面白里透红，眼睛明亮，身形清秀挺拔，身材高挑，精神焕发。他脸形轮廓分明，眉毛浓黑、嘴唇紧实红润，习惯性撅起呈好看的嘟嘟嘴，宽阔的额头上，头发整齐的向后梳，头发已经有些花白，明亮而柔和的眼睛衬托得他精神矍铄，有一股特别可亲可敬的韵味。他身型较一般人高大了不少，小腹微微凸起，一身深色中山服衬托得他儒雅庄重，还戴一顶八角帽，很有气质。
在火把的光照下，他脸上的肤色红润透亮，与常年下地干活的耿大叔相比白晰不少。耿大叔在火把光照下，脸部呈健康的古铜色，是另一种老年男人的美。
这个干部模样的人就是周槐仁，他推着单车跟着耿大步去了他家歇息，我们母子三人回到自己的家中。我原本以为这个老人只是因为他作为干部的本分，护送一个集日晚归的社员回家，谁会想到他后来竟然成了我的亲姐夫，我们全家的命运和他牢牢的绑在一起。
不久以后，在耿大叔的撮合下，周槐仁夫妇竟然认让下了我姐姐作为契女，因为老周夫妇没有孩子，说是因为年轻的时候为了革命工作身体出了问题导致。没儿没女的周家夫妇在收下姐姐作为契女儿后，非常珍视，尤其陈姨，从未生养的她简直是母性爆发，将姐姐视为己出，不久就抓住了一个机会让姐姐进城在自己工作的单位做了售货员，在后来，陈姨还对姐姐的悉心传授她的经营管理经验，把姐姐培养成了经营床上用品的一把好手，我家的日子也因为有了姐姐在县城的工作而不断得以改善。
两年后，我上初中二年级了，因为姐姐的工作固定下来，我们家的经济基础条件稳定向好，全家达成共识，我只管努力读书，初中毕业后继续上高中，不再有在初中就得被迫辍学的顾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