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家世小史
在这里我有必要向大家说一说我家的家史。
我家前辈解放前是我们当地颇有财富的地主，但据老人们说，太爷的发迹首先因为一家人的勤劳和节俭，但勤劳和节俭从来不能致富。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家在乱世中意外获得了一笔浑财。
时间还是清朝时期，世事混乱，虽然我家所在的菜花沟地处渝东大山深处，但历史的波涛还是对这个小山村带来了冲击，在这波冲击中，我家成了最大的受益者。某天黄昏，五六个过路的挑担客(过去经商靠人力挑运货物，由老板和几个脚夫组成)借住我太爷家。半夜里，附近寨子里发生了耕牛被盗事件，全寨子的人出动上山围堵盗牛贼，当折腾了一晚后回到家的太爷去叫醒挑担客们赶路时，才发现已经是人去屋空，挑担客们已经弃货而去，好奇的太爷揭开担子一看，他惊呆了：满满的五担全是大烟!
原来，这伙挑担客误把当晚围堵盗牛贼的事件当成官府来追查大烟，弃货而逃了。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寨子旁边的草房人家，竟在一夜之间藏下了巨额财物！日子还在继续，太爷全家继续着辛勤的劳作，一年过后，草屋换成了瓦房， 他还从原来的东家那里买下了一小片地。这一切都显得合情合理，人们都以为是他的勤劳换来的成果。
其实，对于那个年代中单纯的佃户，要想 “勤劳致富”是不可能的，起房、置地也只是一种奢望！正所谓“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挑担客的逃逸，成就了我太爷一家“资本的原始积累”。
三年以后，瓦房两边加了厢房，前面加了“过天”，太爷置下的山林土地也从菜花沟向周边村寨发展，这一切看上去还是显得合情合理，因为太爷俭持家是出了名的，而贱价卖地给他的大都是一些家道中落的地主老财家的“败家子”。有了丰厚的资本，太爷占有土地的欲望无限膨胀，十几年间，他已经扩展成了秀山县周边最大的地主，坐拥良田上千石，山林几千亩，区域涉及周边县乡镇，甚至远达贵州铜仁的江口、玉屏和石阡及湖南的芷江和湖北的吉首，我们家小院落早已改成了四角天井窨子屋，周围是两层楼高的围墙。“高墙高窗大门楣，飞檐翘角四合院”——这个气派的建筑显示着主人的财富之丰厚。
到了我爷爷这一辈，已经是1940年代，我家已经在天堂镇上拥有了自己的钱庄。
正所谓塞翁失马，焉知祸福，财富给人带来的不总是利好，反倒成了我爷爷和父亲的祸根。新中国一来，所有的旧秩序全被推倒重来，我家成了土改专政的首要对象。
1950年秀山县解放，那时太爷和太奶奶都已经不在人世，我们家当家的是我爷爷。土改开始后，40 岁的爷爷被农会每天押着去批斗，有时还会让奶奶和姑姑爸爸陪场。
爷爷全家被农会从高墙大院的大院坝（地名）赶了出来，在菜花沟寨子旁边的荒地重新起了几间茅草屋算是重新安了家。
土改时期的农村革命情绪高涨，人们白天忙于生产，晚上则组织开批斗地主的群众大会。
由于我太爷和爷爷两代人的致富并不是靠巧取豪夺，也没有干下为富不仁的勾当，所以并没有太多的群众为难他们。但有一人却因为狭隘的嫉妒心抓住了祸害我家的机会，这个人就是当时的农会主席。
这个姓潘的老光棍，据说是从外地讨饭流浪到菜花沟的，是我太爷看他可怜收留了他，后来就干脆雇请他作为我家的一名驻家长工了。
他年纪比我爷爷大不了几岁，在他到了快要30岁的年纪，太爷还感念他在我家帮工的辛劳，送了几亩地和山林给他让他成家立业，成了我们家的佃户。但这人之前为什么流浪可能还是因为身上有其固有的劣性，他并没有好好的经营土地，到了40来岁也没有讨上个婆娘。
解放来了，这个又穷又可怜的老光棍，竟然被县里来的土改工作队指定成了农会主席。
每一次群众大会对爷爷的批斗，这个农会主席是最卖力也最狠毒的，因为他曾长期在我家做长工，对我家的情况了如指掌。也许他从被我太爷收留的时候都已经对我家心存忌恨，只是没有表现出来，现在世道一变，他成了所谓翻身的主人，当然要十倍百倍的索取回来。
一个夏天的晚上，潘主席让一个农会会员通知我们家，让我奶奶去接受农会妇联工作组的批斗，特别强调是批斗我的奶奶，不需要我爷爷和我姑姑及父亲一同前往。我爷爷没有意识到这里面有问题，想着是妇联工作组要批斗奶奶也只是土改工作的需要。
那天奶奶回来得很晚，回到家满脸泪痕，身上还沾满了泥土，我爷爷问他是不在路上遇到危险，摔了跤什么的。爷爷这一关切的问，奶奶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口中喃喃道：“潘老狗（农会主席小名）是畜牲……”。
我爷爷一下就明白发生了什么，抄起一把柴刀就冲出家门要去跟农会主席拼命。谁知道农会主席潘启文早已经设下陷井，当愤怒的爷爷冲到村公所的时候，还没找到潘老狗就被早已埋伏的民兵拿下。
原来，当天晚上，奶奶到了村公所后，并没有见着所谓的妇联工作组，唯有农会主席潘老狗的办公室亮着灯，奶奶只得敲门去问，潘启文让奶奶进屋去等，说是工作组领导还在另一个寨子开会未回。潘启文不断的向自己曾经的东家少奶奶献殷勤，又是端茶送水又是嘘寒问暖，还说在群众大会上的表现都是做给上级工作组领导看的，让奶奶不要记仇云云……慢慢的，潘的话语变得戏谑，言辞间满是挑逗的意味，末了还拉住了奶奶的手，猥锁的摸娑。奶奶这时才真正看清了潘老狗的用意，叫她来接受妇联组批头只是一个借口，真正目的是要一亲少奶奶的芳泽。
奶奶这个受过新式教育的少夫人，怎么会看上这个赖皮狗，对着潘就是一顿斥责，言辞极为刻薄，把潘骂成一条烂得不能再烂的赖皮狗，说是赖蛤蟆再蹦跶也不会变成仙鹅飞上天。
潘主席恼羞成怒，竟然想用蛮力逼迫奶奶就范，奶奶拼命的逃出村公所，往家里面跑，奈何天黑路窄，在一处田地边被追来的潘主席抓住了，潘启文已经下狠心今天晚上要得到奶奶，强行把奶奶按在田埂上准备发泄他的淫欲，但拼力反抗的奶奶并没有让他得程，暴怒的潘启文下死力把奶奶掐得晕了过去，成功扯下了奶奶的衣物，对奶奶实施了下作的奸污……不知过了多久，奶奶苏醒过来，看到自己赤裸的下身，她明白了自己身子已经被潘启文玷污，发了疯的朝还在揉捏自己乳房的潘启文抓去，潘老狗提起裤子落荒而逃。
爷爷被民兵抓住后，被捆绑在村公所直到天亮。潘启文召集群众大会声称遭到了地主单登儒的攻击，而这时的奶奶再也顾不得面子，只想救下自己的丈夫，她冲上主席台大声说出了农会主席欺负自己，才导致丈夫暴怒报复的事实原委。
群众们当然明白事情的原委，上级工作组领导怕事情闹得过大引起不好的后果，让民兵队先把爷爷关起来，让群众先散了……几天后，爷爷被放出来回了家，却变得木讷无言，安静得可怕。
直到今天，我一直认为我爷爷是一个真正的男人，是男人中的大英雄。因为几个月以后，他用生命维护了自己作为男人该有的担当。
潘启文白天他到处去干农会工作会带上两个民兵，以显示他的权威，但晚上去各个村寨私会他的姘头，就只自己一个人前往。
在潘启文欺负我奶奶后，我爷爷居然木讷无言了，奶奶也不再大吵大闹，潘启文以为凭着他权力的威力还是把我爷爷奶奶给征服了，又开始去各个村寨私会他的姘头。
机会被爷爷逮着，在一个星稀月朗的夜晚，当潘启文从一个姘头家出来，带着满足回往村公所的时候，被埋伏在当初他欺负我奶奶的那条田埂边的爷爷堵了个正着。当潘启文看清了手拿明晃晃的杀猪刀的爷爷时，顿时慌了，转头想要逃命，由于当时的水田已经灌满了水，田埂极为湿滑，潘启文脚下一个踉跄就扑倒在了水田里，愤怒的爷爷扑上去对着他的背心就是几刀，结果了这个人中垃圾的罪恶一生，污浊的血当染红了满田的水。
杀人后，爷爷冷静得怕人，他回到家告诉奶奶自己把欺负她的人杀了，他自己会去村公所向土改工作组自首，免不了会被政府打脑壳（枪毙），因为还有大姑和我爸爸这双幼小的儿女要抚养，他交待奶奶无论如何艰难都要努力活下去，这样他的死才值得。
后来的事正如我爷爷所预想的一样，爷爷被作为破坏土改工作反动地主典型被实行了专政，坚强的奶奶抚养着两个幼小的孩童度过艰难的岁月。爷爷死的那一年，大姑9岁，父亲7岁。
小人物的命运在时代的大潮下如浮萍般起落，甚至随着时代的洪流被冲得无影无踪。
到了大姑和父亲该成家的年纪，奶奶和有着相似命运的外婆家完成了换亲安排：大姑嫁给了大舅，母亲嫁给了我父亲。大姑和父亲成家后，奶奶也去世了！
时间到了1980年代，父亲因公牺牲了，母亲守着我姐姐和我艰难的生活，随着计划经济对人的禁锢放松，我家的政治枷锁也已经解除，我们家也在努力改变着自己的命运……
我家前辈解放前是我们当地颇有财富的地主，但据老人们说，太爷的发迹首先因为一家人的勤劳和节俭，但勤劳和节俭从来不能致富。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家在乱世中意外获得了一笔浑财。
时间还是清朝时期，世事混乱，虽然我家所在的菜花沟地处渝东大山深处，但历史的波涛还是对这个小山村带来了冲击，在这波冲击中，我家成了最大的受益者。某天黄昏，五六个过路的挑担客(过去经商靠人力挑运货物，由老板和几个脚夫组成)借住我太爷家。半夜里，附近寨子里发生了耕牛被盗事件，全寨子的人出动上山围堵盗牛贼，当折腾了一晚后回到家的太爷去叫醒挑担客们赶路时，才发现已经是人去屋空，挑担客们已经弃货而去，好奇的太爷揭开担子一看，他惊呆了：满满的五担全是大烟!
原来，这伙挑担客误把当晚围堵盗牛贼的事件当成官府来追查大烟，弃货而逃了。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寨子旁边的草房人家，竟在一夜之间藏下了巨额财物！日子还在继续，太爷全家继续着辛勤的劳作，一年过后，草屋换成了瓦房， 他还从原来的东家那里买下了一小片地。这一切都显得合情合理，人们都以为是他的勤劳换来的成果。
其实，对于那个年代中单纯的佃户，要想 “勤劳致富”是不可能的，起房、置地也只是一种奢望！正所谓“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挑担客的逃逸，成就了我太爷一家“资本的原始积累”。
三年以后，瓦房两边加了厢房，前面加了“过天”，太爷置下的山林土地也从菜花沟向周边村寨发展，这一切看上去还是显得合情合理，因为太爷俭持家是出了名的，而贱价卖地给他的大都是一些家道中落的地主老财家的“败家子”。有了丰厚的资本，太爷占有土地的欲望无限膨胀，十几年间，他已经扩展成了秀山县周边最大的地主，坐拥良田上千石，山林几千亩，区域涉及周边县乡镇，甚至远达贵州铜仁的江口、玉屏和石阡及湖南的芷江和湖北的吉首，我们家小院落早已改成了四角天井窨子屋，周围是两层楼高的围墙。“高墙高窗大门楣，飞檐翘角四合院”——这个气派的建筑显示着主人的财富之丰厚。
到了我爷爷这一辈，已经是1940年代，我家已经在天堂镇上拥有了自己的钱庄。
正所谓塞翁失马，焉知祸福，财富给人带来的不总是利好，反倒成了我爷爷和父亲的祸根。新中国一来，所有的旧秩序全被推倒重来，我家成了土改专政的首要对象。
1950年秀山县解放，那时太爷和太奶奶都已经不在人世，我们家当家的是我爷爷。土改开始后，40 岁的爷爷被农会每天押着去批斗，有时还会让奶奶和姑姑爸爸陪场。
爷爷全家被农会从高墙大院的大院坝（地名）赶了出来，在菜花沟寨子旁边的荒地重新起了几间茅草屋算是重新安了家。
土改时期的农村革命情绪高涨，人们白天忙于生产，晚上则组织开批斗地主的群众大会。
由于我太爷和爷爷两代人的致富并不是靠巧取豪夺，也没有干下为富不仁的勾当，所以并没有太多的群众为难他们。但有一人却因为狭隘的嫉妒心抓住了祸害我家的机会，这个人就是当时的农会主席。
这个姓潘的老光棍，据说是从外地讨饭流浪到菜花沟的，是我太爷看他可怜收留了他，后来就干脆雇请他作为我家的一名驻家长工了。
他年纪比我爷爷大不了几岁，在他到了快要30岁的年纪，太爷还感念他在我家帮工的辛劳，送了几亩地和山林给他让他成家立业，成了我们家的佃户。但这人之前为什么流浪可能还是因为身上有其固有的劣性，他并没有好好的经营土地，到了40来岁也没有讨上个婆娘。
解放来了，这个又穷又可怜的老光棍，竟然被县里来的土改工作队指定成了农会主席。
每一次群众大会对爷爷的批斗，这个农会主席是最卖力也最狠毒的，因为他曾长期在我家做长工，对我家的情况了如指掌。也许他从被我太爷收留的时候都已经对我家心存忌恨，只是没有表现出来，现在世道一变，他成了所谓翻身的主人，当然要十倍百倍的索取回来。
一个夏天的晚上，潘主席让一个农会会员通知我们家，让我奶奶去接受农会妇联工作组的批斗，特别强调是批斗我的奶奶，不需要我爷爷和我姑姑及父亲一同前往。我爷爷没有意识到这里面有问题，想着是妇联工作组要批斗奶奶也只是土改工作的需要。
那天奶奶回来得很晚，回到家满脸泪痕，身上还沾满了泥土，我爷爷问他是不在路上遇到危险，摔了跤什么的。爷爷这一关切的问，奶奶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口中喃喃道：“潘老狗（农会主席小名）是畜牲……”。
我爷爷一下就明白发生了什么，抄起一把柴刀就冲出家门要去跟农会主席拼命。谁知道农会主席潘启文早已经设下陷井，当愤怒的爷爷冲到村公所的时候，还没找到潘老狗就被早已埋伏的民兵拿下。
原来，当天晚上，奶奶到了村公所后，并没有见着所谓的妇联工作组，唯有农会主席潘老狗的办公室亮着灯，奶奶只得敲门去问，潘启文让奶奶进屋去等，说是工作组领导还在另一个寨子开会未回。潘启文不断的向自己曾经的东家少奶奶献殷勤，又是端茶送水又是嘘寒问暖，还说在群众大会上的表现都是做给上级工作组领导看的，让奶奶不要记仇云云……慢慢的，潘的话语变得戏谑，言辞间满是挑逗的意味，末了还拉住了奶奶的手，猥锁的摸娑。奶奶这时才真正看清了潘老狗的用意，叫她来接受妇联组批头只是一个借口，真正目的是要一亲少奶奶的芳泽。
奶奶这个受过新式教育的少夫人，怎么会看上这个赖皮狗，对着潘就是一顿斥责，言辞极为刻薄，把潘骂成一条烂得不能再烂的赖皮狗，说是赖蛤蟆再蹦跶也不会变成仙鹅飞上天。
潘主席恼羞成怒，竟然想用蛮力逼迫奶奶就范，奶奶拼命的逃出村公所，往家里面跑，奈何天黑路窄，在一处田地边被追来的潘主席抓住了，潘启文已经下狠心今天晚上要得到奶奶，强行把奶奶按在田埂上准备发泄他的淫欲，但拼力反抗的奶奶并没有让他得程，暴怒的潘启文下死力把奶奶掐得晕了过去，成功扯下了奶奶的衣物，对奶奶实施了下作的奸污……不知过了多久，奶奶苏醒过来，看到自己赤裸的下身，她明白了自己身子已经被潘启文玷污，发了疯的朝还在揉捏自己乳房的潘启文抓去，潘老狗提起裤子落荒而逃。
爷爷被民兵抓住后，被捆绑在村公所直到天亮。潘启文召集群众大会声称遭到了地主单登儒的攻击，而这时的奶奶再也顾不得面子，只想救下自己的丈夫，她冲上主席台大声说出了农会主席欺负自己，才导致丈夫暴怒报复的事实原委。
群众们当然明白事情的原委，上级工作组领导怕事情闹得过大引起不好的后果，让民兵队先把爷爷关起来，让群众先散了……几天后，爷爷被放出来回了家，却变得木讷无言，安静得可怕。
直到今天，我一直认为我爷爷是一个真正的男人，是男人中的大英雄。因为几个月以后，他用生命维护了自己作为男人该有的担当。
潘启文白天他到处去干农会工作会带上两个民兵，以显示他的权威，但晚上去各个村寨私会他的姘头，就只自己一个人前往。
在潘启文欺负我奶奶后，我爷爷居然木讷无言了，奶奶也不再大吵大闹，潘启文以为凭着他权力的威力还是把我爷爷奶奶给征服了，又开始去各个村寨私会他的姘头。
机会被爷爷逮着，在一个星稀月朗的夜晚，当潘启文从一个姘头家出来，带着满足回往村公所的时候，被埋伏在当初他欺负我奶奶的那条田埂边的爷爷堵了个正着。当潘启文看清了手拿明晃晃的杀猪刀的爷爷时，顿时慌了，转头想要逃命，由于当时的水田已经灌满了水，田埂极为湿滑，潘启文脚下一个踉跄就扑倒在了水田里，愤怒的爷爷扑上去对着他的背心就是几刀，结果了这个人中垃圾的罪恶一生，污浊的血当染红了满田的水。
杀人后，爷爷冷静得怕人，他回到家告诉奶奶自己把欺负她的人杀了，他自己会去村公所向土改工作组自首，免不了会被政府打脑壳（枪毙），因为还有大姑和我爸爸这双幼小的儿女要抚养，他交待奶奶无论如何艰难都要努力活下去，这样他的死才值得。
后来的事正如我爷爷所预想的一样，爷爷被作为破坏土改工作反动地主典型被实行了专政，坚强的奶奶抚养着两个幼小的孩童度过艰难的岁月。爷爷死的那一年，大姑9岁，父亲7岁。
小人物的命运在时代的大潮下如浮萍般起落，甚至随着时代的洪流被冲得无影无踪。
到了大姑和父亲该成家的年纪，奶奶和有着相似命运的外婆家完成了换亲安排：大姑嫁给了大舅，母亲嫁给了我父亲。大姑和父亲成家后，奶奶也去世了！
时间到了1980年代，父亲因公牺牲了，母亲守着我姐姐和我艰难的生活，随着计划经济对人的禁锢放松，我家的政治枷锁也已经解除，我们家也在努力改变着自己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