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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
《水浒传》
在元明之际，出现了一部英雄传奇《水浒传》，它描写了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的英雄故事。这支武装有首领36人，在现在的山东、河北一带所向披靡，后来被张叔夜伏击而降。 宋江等人的传奇性事迹不久就在民间广为流传，并发展为话本和杂剧等艺术形式。
施耐庵，元末明初人，曾在钱塘(今浙江杭州)生活，民间传说他也曾参加过张士诚领导的农民起义。《水浒传》真实地描绘当时政治腐败、奸臣当道、民不聊生的社会全貌。而开篇即写高俅发迹，更是对“乱自上生”的绝好注脚。高俅只不过是一个流氓无赖，却因为会踢球而飞黄腾达，进而鱼肉百姓，陷害林冲等人。而他的后台就是宋徽宗。《水浒传》通过这个典型事例令人信服地写出了由昏君佞臣组成的统治集团对人民的压迫，这才是人民起义的主要原因。
《水浒传》基本上都是出于艺术虚构，梁山英雄里有帝王子孙、富豪将吏、书生铁匠，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却几乎没有真正的农民。因此，梁山英雄的个性就比较多地反映了市民阶层的人生向往。用正统的眼光来衡量，梁山汉只能算是盗贼流寇。小说要歌颂他们，并为人们喜爱，就必须为他们的行为提出一种合乎社会传统观念的解释，赋予这些英雄好汉一种为社会所普遍认可的道德品格，而这种合法性和合理性就存在于“替天行道”和“忠义”准则。
《水浒传》在标榜“忠义”的同时，也承认金钱的力量，肯定物质享受作为基础的自由生活，表现出浓厚的市井意识。晁盖、宋江、卢俊义、柴进这些人凝聚力和号召力最主要的基础就是有钱而又能“仗义疏财”。事实上，“义”要通过“财”来体现，否则宋江等人在集团中的聚合力也就无法存在。
《水浒传》的基础是宋元话本，用的是纯粹的白话。《水浒传》堪称是中国白话文学的一座里程碑。《水浒传》的作者驾驭流利纯熟的白话，来刻画人物性格，描述场景，生动活泼。特别是写人物对话时，更是闻其声如见其人，以致有人说《水浒传》中的人物不是看出来的，而是“听”出来的。如李逵的粗豪，鲁智深的豪爽，武松刚毅而略带几分强悍，宋江慷慨背后却又谨小慎微等，都是由语言表现出来的。
《水浒传》所写的英雄人物，性格倾向十分强烈，性格特征十分鲜明，性格的复杂性和前后变化较少，但这并不能简单地说成是“缺点”。因为这些英雄人物的个性虽然比较单纯却并非简单粗糙。比如李逵，作者常常从反面着笔，通过似乎是“奸猾”的言行来刻画他的纯朴。又如鲁智深性格是暴烈的，却常在关键时刻显出机智。作者常常能够把人物的传奇性和富于生活气息的细节结合得很好。这些英雄好汉既是日常生活中不大可能见到的，但在小说的具体环境中又是合情合理。施耐庵著《水浒》图 当代 晏少翔
《水浒传》的续书
《**寇志》：作者俞万春（1794年～1849年），浙江山阴（今绍兴）人。因故事紧接在金圣叹“腰斩”的七十回本《水浒传》之后，又名《结水浒传》。作者大概对《水浒传》中让宋江等人受招安很不满。在《**寇志》中，他让水浒一百单八将全都被雷神下凡的张叔夜、陈希真等所擒杀，表现的是“尊王灭寇”的主旨。
《水浒后传》：作者陈忱，字遐心，号雁宕山樵，浙江乌程（今吴兴）人，约生于明万历后期，卒于清康熙初年。内容写梁山泊义军在征方腊后或死或散，一些未死的头领及梁山英雄的后人，再加上另外一些江湖义士，以李俊为首领，重新聚集起来占山据水，反抗官府，抗击金兵，最后到海外创业建国。
小说中许多不重要的人物以及反面人物虽然着墨不多，却写得相当精彩。像高俅发迹的一段，写他未得志时对权势人物十足的温顺乖巧、善于逢迎；一旦得志，公报私仇、欺凌下属，逞足了威风，凶蛮无比。潘金莲是小说中写得比较成功的女性。作者把这个出身微贱、受尽欺凌，在不幸的人生中不惜以邪恶手段追求个人幸福的女子写得活灵活现。
《水浒传》十分重视故事情节的生动曲折。它很少静止地描绘环境、人物外貌和心理活动，而总是在情节的展开中通过人物的行动来刻画人物的性格。这些情节又通常包含着激烈的矛盾冲突，包含偶然性的作用和惊险紧张的场面，包含着跌宕起伏的变化，富于传奇色彩。
《水浒传》全书艺术成就并不平衡，到了七十一回梁山大聚义以后，情节就变得松垮散漫，多有重复场面出现；后来的征辽、征方腊，读来索然无味，梁山好汉也大多失去了原有的色彩。因为梁山好汉们在这以后所做的事情，同他们原来的性格及人生取向全然背反，而英雄被招降而走向失败的道路，没有深刻的悲剧意识是无法写好的。作者把整个故事放在一个宏大叙事结构之中，一百零八将从天上来，又回到天上，他们在红尘中的干戈征战成败荣辱，到头来都只不过一场噩梦罢了。
施耐庵，元末明初人，曾在钱塘(今浙江杭州)生活，民间传说他也曾参加过张士诚领导的农民起义。《水浒传》真实地描绘当时政治腐败、奸臣当道、民不聊生的社会全貌。而开篇即写高俅发迹，更是对“乱自上生”的绝好注脚。高俅只不过是一个流氓无赖，却因为会踢球而飞黄腾达，进而鱼肉百姓，陷害林冲等人。而他的后台就是宋徽宗。《水浒传》通过这个典型事例令人信服地写出了由昏君佞臣组成的统治集团对人民的压迫，这才是人民起义的主要原因。
《水浒传》基本上都是出于艺术虚构，梁山英雄里有帝王子孙、富豪将吏、书生铁匠，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却几乎没有真正的农民。因此，梁山英雄的个性就比较多地反映了市民阶层的人生向往。用正统的眼光来衡量，梁山汉只能算是盗贼流寇。小说要歌颂他们，并为人们喜爱，就必须为他们的行为提出一种合乎社会传统观念的解释，赋予这些英雄好汉一种为社会所普遍认可的道德品格，而这种合法性和合理性就存在于“替天行道”和“忠义”准则。
《水浒传》在标榜“忠义”的同时，也承认金钱的力量，肯定物质享受作为基础的自由生活，表现出浓厚的市井意识。晁盖、宋江、卢俊义、柴进这些人凝聚力和号召力最主要的基础就是有钱而又能“仗义疏财”。事实上，“义”要通过“财”来体现，否则宋江等人在集团中的聚合力也就无法存在。
《水浒传》的基础是宋元话本，用的是纯粹的白话。《水浒传》堪称是中国白话文学的一座里程碑。《水浒传》的作者驾驭流利纯熟的白话，来刻画人物性格，描述场景，生动活泼。特别是写人物对话时，更是闻其声如见其人，以致有人说《水浒传》中的人物不是看出来的，而是“听”出来的。如李逵的粗豪，鲁智深的豪爽，武松刚毅而略带几分强悍，宋江慷慨背后却又谨小慎微等，都是由语言表现出来的。
《水浒传》所写的英雄人物，性格倾向十分强烈，性格特征十分鲜明，性格的复杂性和前后变化较少，但这并不能简单地说成是“缺点”。因为这些英雄人物的个性虽然比较单纯却并非简单粗糙。比如李逵，作者常常从反面着笔，通过似乎是“奸猾”的言行来刻画他的纯朴。又如鲁智深性格是暴烈的，却常在关键时刻显出机智。作者常常能够把人物的传奇性和富于生活气息的细节结合得很好。这些英雄好汉既是日常生活中不大可能见到的，但在小说的具体环境中又是合情合理。施耐庵著《水浒》图 当代 晏少翔
《水浒传》的续书
《**寇志》：作者俞万春（1794年～1849年），浙江山阴（今绍兴）人。因故事紧接在金圣叹“腰斩”的七十回本《水浒传》之后，又名《结水浒传》。作者大概对《水浒传》中让宋江等人受招安很不满。在《**寇志》中，他让水浒一百单八将全都被雷神下凡的张叔夜、陈希真等所擒杀，表现的是“尊王灭寇”的主旨。
《水浒后传》：作者陈忱，字遐心，号雁宕山樵，浙江乌程（今吴兴）人，约生于明万历后期，卒于清康熙初年。内容写梁山泊义军在征方腊后或死或散，一些未死的头领及梁山英雄的后人，再加上另外一些江湖义士，以李俊为首领，重新聚集起来占山据水，反抗官府，抗击金兵，最后到海外创业建国。
小说中许多不重要的人物以及反面人物虽然着墨不多，却写得相当精彩。像高俅发迹的一段，写他未得志时对权势人物十足的温顺乖巧、善于逢迎；一旦得志，公报私仇、欺凌下属，逞足了威风，凶蛮无比。潘金莲是小说中写得比较成功的女性。作者把这个出身微贱、受尽欺凌，在不幸的人生中不惜以邪恶手段追求个人幸福的女子写得活灵活现。
《水浒传》十分重视故事情节的生动曲折。它很少静止地描绘环境、人物外貌和心理活动，而总是在情节的展开中通过人物的行动来刻画人物的性格。这些情节又通常包含着激烈的矛盾冲突，包含偶然性的作用和惊险紧张的场面，包含着跌宕起伏的变化，富于传奇色彩。
《水浒传》全书艺术成就并不平衡，到了七十一回梁山大聚义以后，情节就变得松垮散漫，多有重复场面出现；后来的征辽、征方腊，读来索然无味，梁山好汉也大多失去了原有的色彩。因为梁山好汉们在这以后所做的事情，同他们原来的性格及人生取向全然背反，而英雄被招降而走向失败的道路，没有深刻的悲剧意识是无法写好的。作者把整个故事放在一个宏大叙事结构之中，一百零八将从天上来，又回到天上，他们在红尘中的干戈征战成败荣辱，到头来都只不过一场噩梦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