胆小载沣难为政
溥仪即位后，由于年纪太小，载沣掌握了大清朝实际的权力。载沣虽然并不具备从政的智慧和魄力，但从父亲奕譞那里承袭了醇亲王爵位的他，还是成为了大清朝最为引人注目的权贵之一。对于这个两代为帝的家庭来说，为避免树大招风，不得不韬光养晦，低调做人。老醇亲王奕譞在载湉即位以后，便辞去了全部职务，希望以此远离政治斗争，然而，载湉长大以后与慈禧的对立还是让奕譞的处境极为尴尬。一方面，他与荣禄等人甚为友善，最后还结为亲家；另一方面，他和支持载湉的翁同龢等人关系也很不错。为了不让慈禧太后对他有任何意见，他甚至放弃了所有原则，在督办北洋海军的建设时，挪用经费给慈禧修造颐和园。
载沣也继承了其父的此种家风，小心翼翼，明哲保身。朝中大事，几乎都由庆亲王奕劻和其他军机大臣做主，他则摆出一副超然世外、与世无争的架势。不过，载沣虽然低调如此，有一件事情他却始终耿耿于怀，那就是载湉的失势。
载沣认为，如果不是袁世凯关键时候倒戈，维新变法就不会失败，而载湉也就不会受到慈禧的百般凌辱，最终郁郁而终。因此，他处心积虑要为载湉报仇。一时间，民间流言四起，传说载沣已经将袁世凯秘密处死。然而，流言终究是流言。事实上，载沣要想除去实力已经异常强大的袁世凯，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只能团结一帮年轻气盛却没有任何政治斗争经验的少壮派满族亲贵来筹划此事。然而这一举动，却遭到了庆亲王奕劻和张之洞的坚决反对。
而此时的袁世凯，从光绪帝死后，溥仪继位的那一天起，就知道情况不妙，一直在思谋着自己如何才能全身而退的事情。他得知载沣去找奕劻、张之洞，自己也忙着一面让人捎信给保定的段祺瑞，一面对外称有足疾，再不去料理军机处和外务部的事情。在杀身之祸有可能降临到头上时，袁世凯异常冷静。他精心安排，悄然待在家里，静静地等待着事情变化，化险为夷，然后全身而退。很快，段祺瑞就来了，带着他那些洋枪洋炮装备的精锐之师，从保定赶来北京，说是要来帮助朝廷平息北京南苑兵变。可载沣知道，南苑只是几个小兵闹事，又何须惊动手握精锐的段祺瑞，再说他这个摄政王也没有请过段祺瑞。不管载沣怎么想，段祺瑞命令他的军队，有事无事地向城南开炮。载沣马上明白了：段祺瑞是为袁世凯来的。看来，奕劻和张之洞的意见是对的，袁世凯确实不能杀。在反对声中，优柔寡断的摄政王载沣最终失去了诛杀袁世凯的机会。
载沣刚刚被迫放弃了杀死袁世凯的念头，就接到袁世凯呈上来的奏折，说是自己因为足疾，请求解职，回故里养病。就这样，袁世凯先给想要他命的摄政王载沣出一个难题，然后又马上给他一个下来的台阶。结果，气势汹汹的载沣让袁世凯牵着鼻子走了一遭之后，只得强迫自己取消了诛杀袁世凯的打算，仅仅是解除了袁世凯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的官职，将其赶出北京城。经过几年的争夺，以载沣为首的亲贵派在中央朝廷中看起来是占了点优势，但效果未必很好。一来载沣这个人做事并不是雷厉风行的那种，做人也比较软弱，敷衍拖沓之风，比之慈禧太后时期，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二来这么多年的贪污腐败之体制积习，即使载沣想去整顿，他也没有这个能力和精力，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三是隆裕太后又喜欢贪权恋财，经常对载沣多方为难，有时候还摆出太后的架子，将载沣找去数落一顿，对此，载沣也是表现软弱，一再迁就。正如载涛（载沣的弟弟）说的，“载沣遇到事优柔寡断，人都说他忠厚，实则忠厚即无用之别名”。载沣虽然在朝廷中貌似取得控制，但地方上和军队中，袁世凯的势力远没有被拔除，这也为袁世凯的东山再起提供了可能。
清政府推行新政时，定下了预备立宪的计划，但由于慈禧的去世，继续推行这一计划的权力，交到了载沣的手里。由于这也是载湉遗诏中所关心的事情，载沣并不敢怠慢。宣统元年（1909年），如期举行了各省咨议局的选举；第二年，资政院也告开院。正当全国人民翘首以盼第一任内阁的建立的时候，载沣却做出了一个愚蠢的决定。
宣统三年（1911年），载沣任命了第一届内阁。然而，这一届内阁有13名成员，居然有9人是满人，而这9人中又有7人是宗室子弟，内阁总理大臣就是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除此之外，清廷还宣布，由于内阁制度为首创，为了慎重起见，本届内阁仅根据内阁办事暂行章程成立，具体国务处理还依照原来的政治模式进行；并且，军事方面的问题也不由内阁总理大臣负责，而是由军谘府大臣载涛负责。载沣任用亲贵的做法令很多汉族官僚感到反感和不公，因此，他失去了许多有才干的汉族官员的支持，否则这些汉族官员在1911年的革命爆发时本可能会站在他的这一边。
由于这届内阁徒有其表，他被立宪党人和革命党人异口同声地讽刺为“皇族内阁”；载沣的决策失误，也让社会舆论大失所望，认为清廷根本无意立宪，既然和平手段无法解决，就以武力夺取之。很多立宪党人从此倒向革命派，革命的暴风迅速席卷了大江南北。载沣是不想做摄政王的，但他何尝不是无处可逃。
载沣也继承了其父的此种家风，小心翼翼，明哲保身。朝中大事，几乎都由庆亲王奕劻和其他军机大臣做主，他则摆出一副超然世外、与世无争的架势。不过，载沣虽然低调如此，有一件事情他却始终耿耿于怀，那就是载湉的失势。
载沣认为，如果不是袁世凯关键时候倒戈，维新变法就不会失败，而载湉也就不会受到慈禧的百般凌辱，最终郁郁而终。因此，他处心积虑要为载湉报仇。一时间，民间流言四起，传说载沣已经将袁世凯秘密处死。然而，流言终究是流言。事实上，载沣要想除去实力已经异常强大的袁世凯，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只能团结一帮年轻气盛却没有任何政治斗争经验的少壮派满族亲贵来筹划此事。然而这一举动，却遭到了庆亲王奕劻和张之洞的坚决反对。
而此时的袁世凯，从光绪帝死后，溥仪继位的那一天起，就知道情况不妙，一直在思谋着自己如何才能全身而退的事情。他得知载沣去找奕劻、张之洞，自己也忙着一面让人捎信给保定的段祺瑞，一面对外称有足疾，再不去料理军机处和外务部的事情。在杀身之祸有可能降临到头上时，袁世凯异常冷静。他精心安排，悄然待在家里，静静地等待着事情变化，化险为夷，然后全身而退。很快，段祺瑞就来了，带着他那些洋枪洋炮装备的精锐之师，从保定赶来北京，说是要来帮助朝廷平息北京南苑兵变。可载沣知道，南苑只是几个小兵闹事，又何须惊动手握精锐的段祺瑞，再说他这个摄政王也没有请过段祺瑞。不管载沣怎么想，段祺瑞命令他的军队，有事无事地向城南开炮。载沣马上明白了：段祺瑞是为袁世凯来的。看来，奕劻和张之洞的意见是对的，袁世凯确实不能杀。在反对声中，优柔寡断的摄政王载沣最终失去了诛杀袁世凯的机会。
载沣刚刚被迫放弃了杀死袁世凯的念头，就接到袁世凯呈上来的奏折，说是自己因为足疾，请求解职，回故里养病。就这样，袁世凯先给想要他命的摄政王载沣出一个难题，然后又马上给他一个下来的台阶。结果，气势汹汹的载沣让袁世凯牵着鼻子走了一遭之后，只得强迫自己取消了诛杀袁世凯的打算，仅仅是解除了袁世凯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的官职，将其赶出北京城。经过几年的争夺，以载沣为首的亲贵派在中央朝廷中看起来是占了点优势，但效果未必很好。一来载沣这个人做事并不是雷厉风行的那种，做人也比较软弱，敷衍拖沓之风，比之慈禧太后时期，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二来这么多年的贪污腐败之体制积习，即使载沣想去整顿，他也没有这个能力和精力，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三是隆裕太后又喜欢贪权恋财，经常对载沣多方为难，有时候还摆出太后的架子，将载沣找去数落一顿，对此，载沣也是表现软弱，一再迁就。正如载涛（载沣的弟弟）说的，“载沣遇到事优柔寡断，人都说他忠厚，实则忠厚即无用之别名”。载沣虽然在朝廷中貌似取得控制，但地方上和军队中，袁世凯的势力远没有被拔除，这也为袁世凯的东山再起提供了可能。
清政府推行新政时，定下了预备立宪的计划，但由于慈禧的去世，继续推行这一计划的权力，交到了载沣的手里。由于这也是载湉遗诏中所关心的事情，载沣并不敢怠慢。宣统元年（1909年），如期举行了各省咨议局的选举；第二年，资政院也告开院。正当全国人民翘首以盼第一任内阁的建立的时候，载沣却做出了一个愚蠢的决定。
宣统三年（1911年），载沣任命了第一届内阁。然而，这一届内阁有13名成员，居然有9人是满人，而这9人中又有7人是宗室子弟，内阁总理大臣就是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除此之外，清廷还宣布，由于内阁制度为首创，为了慎重起见，本届内阁仅根据内阁办事暂行章程成立，具体国务处理还依照原来的政治模式进行；并且，军事方面的问题也不由内阁总理大臣负责，而是由军谘府大臣载涛负责。载沣任用亲贵的做法令很多汉族官僚感到反感和不公，因此，他失去了许多有才干的汉族官员的支持，否则这些汉族官员在1911年的革命爆发时本可能会站在他的这一边。
由于这届内阁徒有其表，他被立宪党人和革命党人异口同声地讽刺为“皇族内阁”；载沣的决策失误，也让社会舆论大失所望，认为清廷根本无意立宪，既然和平手段无法解决，就以武力夺取之。很多立宪党人从此倒向革命派，革命的暴风迅速席卷了大江南北。载沣是不想做摄政王的，但他何尝不是无处可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