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个野心家的韬晦功夫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被载沣罢官的袁世凯，回到了河南省彰德，在洹水边的一个小村里住了下来；他每天泛舟垂钓于洹水，并以洹上渔翁自诩，但他的眼睛却紧紧盯着动**变化中的时局。袁世凯绝不甘心就这样退出政坛。
到了宣统三年（1911年），聚集在湖北武昌的革命党人，发动了武装起义。清王朝新军第八镇工程营的起义将士，首先通过中和门，占领了楚望台军械库，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辎重营，随即在城楼上和武汉佘山等制高点架起了大炮，向湖广总督府猛烈轰击，清王朝驻守在武昌军队各营中的革命党人也纷纷响应。经过一夜激战，革命党人占领了武昌全城。第二天，起义军宣告湖北省独立，并成立了军政府，军政府下设军务、政务、参谋和外交四个部门。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被起义军推举为军政府都督。这个消息使紫禁城里的皇室权贵们心惊胆战，朝廷急忙调北洋新军前去镇压，但是被派往前方作战的军人，根本就不服从满族统帅的指挥。
被受命赴武昌平叛的陆军部大臣荫昌出身满洲正白旗，曾受德式军事训练，资历较高，也是袁世凯旧交。受命平叛，荫昌的最大顾虑是如何指挥他根本指挥不动的北洋军。不是北洋军不能战，而是北洋军不愿为清廷战，清廷已是岌岌可危。
在此时机，袁世凯旧交、素爱钱财的“皇族内阁”总理大臣奕劻乘机入宫奏请重新起用袁世凯，会同荫昌调遣各军。素恨袁世凯的摄政王载沣不得已，于十月十四下旨授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兼办剿抚事宜，“除湖北军队外，荫昌所率各军及水陆援军，亦得会同调遣”；这道诏命没有把前线军事全权交给袁世凯，而只给了袁一个副职，对此，袁世凯回奏称，“足疾未愈，难肩重任”。袁世凯一日不出山，大清帝国最具战斗力的北洋军便一日不动弹。
为解荫昌之困，清廷于十月二十再命“小站旧人”、协理大臣（相当于今日副总理一职）徐世昌微服前往彰德，询问袁世凯意图。袁世凯开出六项条件：明年召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开放党禁；宽容武汉起事人员；授以前方军事全权；保证粮饷供给。这六条，实际上要把军事与政治大权，全部从皇族内阁手中夺过来，甚至于载沣与奕劻的地位，都将不保。
鉴于袁世凯要价太高，清廷只好倚仗荫昌。但北洋军屯兵信阳（河南）与孝感（湖北）之间，并不执行命令。十月二十二到二十四，湖南长沙、江西九江、陕西西安纷纷发生起义;十月二十五，革命军在汉口发动攻势，进展到三道桥。革命来势迅猛，不仅南方震动，北方的形势，也渐趋不稳。十月二十七，载沣不得已召回荫昌，委任袁世凯为钦差大臣接替其职务。前线的北洋军听闻袁世凯要亲自来督军，一个个摩拳擦掌、兴奋不已。同时，“预备立宪”的骗局暴露以后，立宪派内部开始分化。皇族内阁集权，也造成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引起汉族官僚的离心。清政府陷于空前孤立的境地，载沣只得宣布解散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至此，载沣将军政大权全部拱手让给了被他罢斥回籍的袁世凯。袁世凯立即派兵攻打武汉革命军，夺取了汉口,但袁世凯组阁的要求，清廷并未满足。
不久，载沣自动解除“摄政王”身份，以醇亲王的名义退归藩邸，结束了他短暂且备受煎熬的三年当国生涯，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之后不久，清廷的一切自卫堡垒，尽自行撤毁，只留下一个孤儿，一个寡妇，再无能力抵御袁世凯的操纵与欺诈。被朝廷重新起用的袁世凯，在接管了大清王朝陆海军指挥权力后，却打起了自己的如意算盘。
当时的中国，在袁世凯眼中那就是一盘大棋，先落哪个子儿，后落哪个子儿，那都是精心布局过的，一招都错不得。可是，有一招棋是袁世凯没有料到的，革命党的一招冷子，把袁世凯着实吓了一跳——南京城被革命党攻占了。南京，属于兵家必争之地，对于汉族人民政治意义重大。革命家攻克南京后，袁世凯先惊后喜：惊的是革命军竟有如此战斗力，连南京这样易守难攻的坚城也能攻占，喜的是他在清廷的分量更重了。
袁世凯派出时任清廷邮传大臣的唐绍仪作为北方议和代表与南方革命军交涉。十二月初八，南北和谈在上海英租界南京路的市政厅举行，北方代表以唐绍仪为首，南方代表以伍廷芳为首。到十二月底，南北和谈共举行五次正式会议，双方除讨论军队的具体停战措施外，主要争论焦点仍然集中于国体的选择，北方代表要君主立宪，南方革命党要民主共和。
南北议和，双方各持己见，不过基本上可以说，他们都在迁就袁世凯。唐绍仪向清廷发电，要求召开临时国会，公议国体，清廷答应了；而南方也同意，在确立共和政体之下优待清朝皇室，并拥推促使清廷退位者为大总统。这条虽然没有明说，但实际上指的就是袁世凯。如此看来，一切都似乎在袁世凯预先拟定的轨道上进行。但是，此时孙中山的突然回国，一下子打乱了袁世凯的节奏。宣统三年（1911年）十二月二十五，孙中山抵上海，结束了他16年的海外漂泊。
到了宣统三年（1911年），聚集在湖北武昌的革命党人，发动了武装起义。清王朝新军第八镇工程营的起义将士，首先通过中和门，占领了楚望台军械库，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辎重营，随即在城楼上和武汉佘山等制高点架起了大炮，向湖广总督府猛烈轰击，清王朝驻守在武昌军队各营中的革命党人也纷纷响应。经过一夜激战，革命党人占领了武昌全城。第二天，起义军宣告湖北省独立，并成立了军政府，军政府下设军务、政务、参谋和外交四个部门。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被起义军推举为军政府都督。这个消息使紫禁城里的皇室权贵们心惊胆战，朝廷急忙调北洋新军前去镇压，但是被派往前方作战的军人，根本就不服从满族统帅的指挥。
被受命赴武昌平叛的陆军部大臣荫昌出身满洲正白旗，曾受德式军事训练，资历较高，也是袁世凯旧交。受命平叛，荫昌的最大顾虑是如何指挥他根本指挥不动的北洋军。不是北洋军不能战，而是北洋军不愿为清廷战，清廷已是岌岌可危。
在此时机，袁世凯旧交、素爱钱财的“皇族内阁”总理大臣奕劻乘机入宫奏请重新起用袁世凯，会同荫昌调遣各军。素恨袁世凯的摄政王载沣不得已，于十月十四下旨授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兼办剿抚事宜，“除湖北军队外，荫昌所率各军及水陆援军，亦得会同调遣”；这道诏命没有把前线军事全权交给袁世凯，而只给了袁一个副职，对此，袁世凯回奏称，“足疾未愈，难肩重任”。袁世凯一日不出山，大清帝国最具战斗力的北洋军便一日不动弹。
为解荫昌之困，清廷于十月二十再命“小站旧人”、协理大臣（相当于今日副总理一职）徐世昌微服前往彰德，询问袁世凯意图。袁世凯开出六项条件：明年召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开放党禁；宽容武汉起事人员；授以前方军事全权；保证粮饷供给。这六条，实际上要把军事与政治大权，全部从皇族内阁手中夺过来，甚至于载沣与奕劻的地位，都将不保。
鉴于袁世凯要价太高，清廷只好倚仗荫昌。但北洋军屯兵信阳（河南）与孝感（湖北）之间，并不执行命令。十月二十二到二十四，湖南长沙、江西九江、陕西西安纷纷发生起义;十月二十五，革命军在汉口发动攻势，进展到三道桥。革命来势迅猛，不仅南方震动，北方的形势，也渐趋不稳。十月二十七，载沣不得已召回荫昌，委任袁世凯为钦差大臣接替其职务。前线的北洋军听闻袁世凯要亲自来督军，一个个摩拳擦掌、兴奋不已。同时，“预备立宪”的骗局暴露以后，立宪派内部开始分化。皇族内阁集权，也造成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引起汉族官僚的离心。清政府陷于空前孤立的境地，载沣只得宣布解散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至此，载沣将军政大权全部拱手让给了被他罢斥回籍的袁世凯。袁世凯立即派兵攻打武汉革命军，夺取了汉口,但袁世凯组阁的要求，清廷并未满足。
不久，载沣自动解除“摄政王”身份，以醇亲王的名义退归藩邸，结束了他短暂且备受煎熬的三年当国生涯，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之后不久，清廷的一切自卫堡垒，尽自行撤毁，只留下一个孤儿，一个寡妇，再无能力抵御袁世凯的操纵与欺诈。被朝廷重新起用的袁世凯，在接管了大清王朝陆海军指挥权力后，却打起了自己的如意算盘。
当时的中国，在袁世凯眼中那就是一盘大棋，先落哪个子儿，后落哪个子儿，那都是精心布局过的，一招都错不得。可是，有一招棋是袁世凯没有料到的，革命党的一招冷子，把袁世凯着实吓了一跳——南京城被革命党攻占了。南京，属于兵家必争之地，对于汉族人民政治意义重大。革命家攻克南京后，袁世凯先惊后喜：惊的是革命军竟有如此战斗力，连南京这样易守难攻的坚城也能攻占，喜的是他在清廷的分量更重了。
袁世凯派出时任清廷邮传大臣的唐绍仪作为北方议和代表与南方革命军交涉。十二月初八，南北和谈在上海英租界南京路的市政厅举行，北方代表以唐绍仪为首，南方代表以伍廷芳为首。到十二月底，南北和谈共举行五次正式会议，双方除讨论军队的具体停战措施外，主要争论焦点仍然集中于国体的选择，北方代表要君主立宪，南方革命党要民主共和。
南北议和，双方各持己见，不过基本上可以说，他们都在迁就袁世凯。唐绍仪向清廷发电，要求召开临时国会，公议国体，清廷答应了；而南方也同意，在确立共和政体之下优待清朝皇室，并拥推促使清廷退位者为大总统。这条虽然没有明说，但实际上指的就是袁世凯。如此看来，一切都似乎在袁世凯预先拟定的轨道上进行。但是，此时孙中山的突然回国，一下子打乱了袁世凯的节奏。宣统三年（1911年）十二月二十五，孙中山抵上海，结束了他16年的海外漂泊。